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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到后的第二天，曾国藩一行便起程返京。

常大淳带着首府、首县直送到城门外十里处方回。

回到京师面圣后不久，咸丰帝也不知是听了谁的劝告，竟忽然诏令群臣“进言荐贤”，以达到“上富国下富民之所望”。一时间，种种奏章纷至沓进宫里，给沉闷的京师，多少注入了点儿活力。

曾国藩也上了“应诏陈言疏”与“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二折。

应诏陈言疏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

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钜，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

曰“教诲”，曰“甄别”，曰“保养”，曰“超擢”。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