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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到这一点，就不要趁此机会一味抨击南朝鲜傀儡集团，而应该拿出耐心，以博大的胸怀去劝诫他们，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给予救济的提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于是通过第32号决定公布，将提供给南朝鲜灾民以包括有5万石大米、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大量医药品在内的大量救济物资。

这项救济物资其量之多，在120余年的国际红十字救济运动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这项救济物资，它与全斗焕的美日主子丢给他的2万美元及10万美元相比、甚或与曾轰动全球的人们称之为国际上第一巨额救济金的1983年瑞典为印度的水灾难民提供的75万美元相比，实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使世人为之惊叹！

“我们送给南朝鲜灾民的救济物资，数量确实够多。可这是救济同胞的物资，再多，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们动用我们储备的东西，用来救济南朝鲜同胞，难道不是应当的吗？

“不管怎么说，最亲的还是同族同胞。除了我们，不会有人这样真心帮助他们。”

金正日同志还亲自筹划了救济物资的交接工作。

为了商讨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的交接事宜，北南红十字团体在国家分裂四十年后第一次在板门店进行事务性接触。

但是，由于南方有意采取不诚实的态度和阻碍活动，会谈一开始就遭受到了挫折。

南方慑于国内外舆论，早已表示同意接受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但一到会谈场所，他们就摆出种种借口，企图推翻自己亲口许下的诺言。

他们抛出的借口之一，便是交接物资的场所问题。

为了早日把我方的救济物资直接提供给南朝鲜灾民，起初我方建议：以灾情较严重，而且便于物资运输的汉城、束草港、仁川港和釜山港等四个地点做交接地点。这次提供救济物资的用意，是为了救济难民，所以我方提出要求，把物资运到灾民聚居的地方，以便直接送给他们，这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接受的正当方案。

但是，南方拿出不合情理的借口，说什么遭水灾的地区都象居丧之宅凄凉不堪，不宜接待北方客人，主张救济物资只能船运，限于仁川港一地交接。后来，由于我方光明正大地据理力争，南方自感理屈词穷，才只好同意救济物资由海上和陆上两路运输，但他们死命反对我方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灾民聚居的汉城。他们说，北方一定要用公路运输，那他们只能开放板门店，要我们运到板门店为止。双方经几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协议：以板门店、仁川港、北坪港三地为交接地点。

南方的故意刁难，其居心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害怕我们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遭水灾的地方送给难民，会在南朝鲜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反响。再者，就是用胡搅蛮缠的手法，拖延会谈，迫使我方撤回提供救济物资的建议。

南方抛出的另一问题，是交接时间和交接程序问题。

他们提出建议说，救济物资，要把全量一揽子交接，时间须在九月中交完。提出这种要求，也有他们自己的计谋，他们以为如果在还没有收秋的九月份要我方一揽子交出救济物资，我方就会由于不能同时筹备那么多物资，自行作罢，使我方陷于失信的境地。

其实，就救济物资的交接问题来说，在其数量已确定，加上又不能一下子消费那么多东西的情况下，根本无须一揽子交接，只要在十月底以前，把物资陆续运往南朝鲜，使救济灾民的工作不受影响就可以的。

南方，本是接受救济物资的一方，该向提供救济物资的我方道谢，而无须多费口舌。

然而，南方却向我方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说什么要在何时何地交接、要一揽子交接、须怎么包装等等，那副无耻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

我方代表尽管以最大的耐力，据理加以说服，然而，南方代表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变得更加傲慢，把会谈拖至6小时40分钟之后，终于破坏了会谈。

南方成心破坏了会谈之后，贼喊捉贼，进行荒唐的反宣传，说是我方破坏了会谈；又说我方这次采取的救济措施，毫无可能实现，其目的是要获得“宣传效果”等等。

全国上下都为此气愤不过。有的干部提出意见，主张马上开展强有力的论战，向全世界揭穿敌人进行反宣传的居心和反人民的罪状，无情地打击他们的狂妄行动。

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这样做是有理的；应该给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