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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清楚你女儿的敏感和她对父亲的感情，应该想得到，现在谈到离婚，对她是很大的打击，有什么事不能等她父亲结束援藏回来之后再说呢？”

“回来？现在的问题是，他恐怕不会回来了。”

高翔怔住：“这是什么意思？”

于佳默然片刻：“她父亲接替已经干了大半年的同事援藏，按道理讲只需要干到明年四月就能够回来，可最近半年，我跟他谈到这问题，他就闪烁其词，上个月被我逼得急了，居然说那边很需要他，他想留下再干几年。”

高翔好不惊愕：“他难道不明白他女儿也很需要他？”

“他已经在他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走了，你忘了这点吗？我问他，那我和女儿怎么办。他说除了阿里人手紧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考虑。他如果现在就回来，原则上只能回汉江市，如果继续援藏，多干几年，可以争取调到四川成都或者青海去工作。他让我不妨先过去，把小安也带去那边上学，彻底脱离这边的环境。你觉得我听了这话是什么感受？”

高翔无法作答，当然于佳也不需要他的回答：“我直接告诉他，他没跟我商量，没跟女儿告别就去援藏已经非常不对，再提这种要求，已经称得上荒唐了。这里有我的事业，小安也已经日渐恢复平静，学习成绩很优秀。我不会放弃我的工作，我的专业，带着女儿背井离乡，只为了到了离他近一点儿的地方接着过两地分居的生活。他要是能够顾念我和女儿，按时回家，我愿意给他机会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坚持继续援藏，就先回来跟我办离婚好了。我让他考虑一下再给我回话。今天晚饭后，他又打回电话，开口还是那一套；阿里很落后，很需要人，他的工作才刚刚理顺，不能说走就走。我马上打断，说我不想听这些大道理，你无非就是不想回来，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剩下的一点儿感情也快消磨光了，我们离婚吧，然后挂了电话。我火气上来，声音大概大了些，小安听到了，马上冲出来跟我吵了起来。”

“你可以跟小安解释清楚啊，这明显是她父亲有问题，她并不是不讲理的孩子。”

“我能怎么解释？她一直是讲理、温顺的好孩子，唯独对她爸爸有盲目的信任和爱，不肯看到他的任何不好。她爸爸在这件事上从头到尾表现得很差劲，你见到小安抱怨过他吗？完全没有，她反而更一心盼着他回来。我刚说是她父亲不肯回来我才提离婚，她马上指责我背叛了她父亲，伤了她父亲的心，才弄得他不肯回家。我的心凉透了，我再怎么用心照顾她，也换不回她能给我哪怕只有对她父亲的一半的宽容与爱。”

“话不能这么说，于老师，你在贵州遇险时，她为你担忧得接近崩溃，她同样是爱你的，只是觉得你……”他不大好措辞地顿住。

“是啊，她坚持认为我出轨了。她感觉敏锐得让我害怕，居然从头一次在机场看到Peter，就觉得不对劲，她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却一直什么也没说，只在跟我吵起来时才异常冷静地向我求证，根本不是猜测质疑的口气。要我看着她的眼睛撒谎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做不到，因为确实有些事情发生了。可是我该怎么跟她解释，我没背叛她父亲。”

“于老师，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让小安误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

“那么我讲出来，请你来做判断。Peter是美国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是地质专家，他在七年前因为一个项目来中国，我们共事了三个月，四年前我去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跟他又在那里碰了面。其余时间，我们全是邮件联系，我有时候会请他帮我查找国外最新的资料，交流全都是关于专业的，很少谈及私事。这次他来中国考察水文地质生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结果共同经历了山体滑坡。同事失踪，我们一度以为必死，都说了一些平时根本不可能说的话，我讲了家庭遭遇的变故，我对女儿的负疚、对丈夫的失望；但我完全没想到他讲的居然是他对我的好感。我承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侥幸活着回来，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们继续保持朋友关系，他三年前就离婚了，单身，无牵无挂，不过我不可能为了他离婚。我已经39岁，有家庭，有事业，从来不是一个细腻的女人，感情当然也不是我做决定的首要因素。”

“他在联合国工作的话，应该不会长驻国内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多月前，Peter竟然辞去他待遇优厚的职位，应聘来汉江市一所大学教书，我不会矫情地撇清自己，说他的这个决定与我无关，但他说他是成年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我无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