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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用呢？

也是“发而皆中节”。

名可秀道，我们说修心养性，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遇到坏人做恶事能不怒吗？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这种怒，要多怒几下，天底下就少了许多坏事。所以，修心不是讲不怒，而是要“用”，恰到时候的怒。随时随地、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那就不对了。

所以，“中庸”的“用”，是要用得恰到时候。

再讲“喜怒哀乐”，这是人的情绪。修道讲定心，定心是讲守静。但守静不是不动心，不动情。人是有情的，只要“发乎情，止乎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懂医道的都知道，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这就是情绪发得过度了。偶尔过度一下也无妨，但经常如此，那就伤身了，久之必病，甚至损寿。

台下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部参政范宗尹，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私下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这传闻应该没错。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做对的那些朝中大臣，朱震、胡安国等都是年过花甲寿终正寝，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这不，气怒郁积，伤身了吧，没命了吧。这就是修心养性不到家呀，中庸学得不好——几位大宋高官心里感叹。

名可秀道，“中庸”的“用”，是要用得适度，也即是讲要有分寸。

做到了“中”和“用”，就实现了《中庸》所说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所以，“中、庸”，就是“中”与“用”，也就是“中”与“和”。

这两者要合起来，不能分开，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了。

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中”与达道的“和”相平衡，那么儒家说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就实现了。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天地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族、国家、阶层、家庭和个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共生，共存，共发展，共进化。

“进化”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说天下之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故称之为进化之阶级，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不是后世生物进化的意思。名可秀在这里讲到“共进化”当然也不是生物进化的意思，而是指万物的组织形态向更高一级发展。比如国家政体的进化，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像现在大宋和大周，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柴鉊、柴赟父子和名重生、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或者说，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身逝而消失，而是由他们的子女在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名雷的胜负结果，还在遥远的将来。

孔子在《论语》中，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

而“致中和”，就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中、庸”达到了“致中和”，就能成圣人了。

但是，名可秀讲“中、庸”，是要给天下读书人、乃至普通人讲出一个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是建一座空中楼阁。太高太远了，只能想象，做不到，那就是虚幻的。名可秀要建的，是大家都能上去的。

当然，上去的层次是有高低的。比较高的层次，如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司马光、周敦颐、张载这样的，那就是道德典范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下一层次的，如王安石、邵雍、程颢、程颐，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诚意正心和心怀大仁的君子。这样的君子又要多一些，如杨时、尹焞、胡安国、邵伯温、谯定等人都是。在讲经台上的稷下学者们，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在道德修养上，都是值得读书人学习的——“稷下学者”资格，首先是评德，再评学问，即使学者们在某些道德上有瑕疵，但总体上论，还是堪为人师表的，夫子们也不是完人呐。

这样从下到上建起层次，都有作代表的道德标范人物，这样大家修心养性的道德目标就有了，也不觉得崇高遥远不可及了。

名可秀很形象地将“中、庸”这条修心养性的道德之路比喻成登山的石级：从山脚到山巅，有九十九级。

山巅是大德之人和圣人才能登顶处。贤人可到达山巅之下八十级处。君子可到达六十级以上。一般人也可修道至山腰，登临四五十级处，从这里观山下也是好风景。

名可秀讲，登不上山顶不可耻！——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