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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