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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太可能因此被捕，因为在我国卖淫并不犯法。”

“呃，是的。以她的情形来说，这和精神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有关。”

“你就根据这些未经证实的假设，一口咬定莎兰德有精神病？我十六岁的时候从我父亲那里偷了一瓶伏特加，喝掉半瓶以后醉得糊里糊涂。你觉得我这样也有精神病？”

“不，当然不是。”

“请恕我冒昧，你自己十七岁时不也曾在一个派对上喝得烂醉，还和一大伙人到乌普萨拉市中心到处砸窗子？你被警察逮捕后，一直拘留到你清醒付了罚款才被释放。”

泰勒波利安惊呆了。

“有没有这回事，泰勒波利安医师？”

“有。十七岁的时候往往会做很多蠢事，不过……”

“不过那并没有让你——或其他任何人——认为你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对吧？”

泰勒波利安感到愤怒。那个可恶的律师不断扭曲他的话，还专挑小细节，就是不肯看事情的全貌。还有他自己那幼稚的越轨行为……她又是怎么打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清清喉咙，提高说话的声音。

“社会福利部的报告写得非常清楚，确定莎兰德的生活形态绕着酒精、毒品与乱交打转。社会福利部还说她是妓女。”

“不，社会福利部从来没有说过她是妓女。”

“她被逮捕过，在……”

“不，她没有被捕。”安妮卡说：“她十七岁时和一个年纪大她许多的男人在丹托伦登遭到警察盘问。同一年她因为酒醉被捕，也是和一个年纪大了许多的男人在一起。社会福利部担心她可能从事卖淫，但始终没有提出证据。”

“她和很多人都很随便就发生性关系，不论男女。”

“在你的那份报告中，很详尽地描述了我的当事人的性习惯。你说她和她的朋友米莉安的关系证实了性精神变态的疑虑。为什么她们的关系会证实这种事？”

泰勒波利安没有回答。

“我真诚地希望你不是想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安妮卡说：“那甚至可能是违法的声明。”

“不是，当然不是。我指的是她们关系中性虐的部分。”

“你觉得她是性虐狂？”

“我……”

“我们这里有米莉安的供词。上面说她们的关系当中并无暴力。”

“他们从事SM性爱，而且……”

“我开始觉得你看了太多晚报。莎兰德和友人米莉安偶尔会玩一些性爱游戏，米莉安会将我的当事人绑起来，给予她性方面的满足。这既不是特别不寻常也没有违法。你就因为这样想把我的当事人关起来？”

泰勒波利安不屑地挥挥手。

“我十六岁还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多次喝醉酒，也尝试过毒品，我抽过大麻，大约二十年前甚至还试过可卡因。十五岁的时候和学校同学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二十岁和一个男孩发生关系，他把我的双手绑在床架上。二十二岁时和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交往了几个月。依你看，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安妮卡女士，你在开玩笑，但你的性经验与本案无关。”

“为什么无关？当我看你那份所谓的莎兰德精神鉴定报告时，如果不看上下文，我发现每一点都和我自己的经验吻合。为什么我很健康而莎兰德就被视为危险的性虐狂呢？”

“这些不是重要的细节。你并没有两度试图杀害自己的父亲……”

“泰勒波利安医师，事实上莎兰德想和谁上床都不关你的事，她的伴侣的性别或是他们如何做爱也不关你的事。但是你却硬扯出她生活中的细节作为依据，说她有毛病。”

“莎兰德的一生——从中学开始——就是一连串的暴力记录，经常无缘无故对老师与其他学生发怒施暴。”

“等一等。”安妮卡的声音顿时有如刮冰刀刮过车窗。“大家看看我的当事人。”

所有人都转头看莎兰德。

“我的当事人在可怕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几年的时间里，她父亲持续地虐待她母亲。”

“那是……”

“请让我说完。莎兰德的母亲怕死了札拉千科，她不敢反抗，不敢去看医生，不敢去找妇女庇护中心。她受尽凌虐，最后被打到脑部损伤无法复原。不得不负起责任的人，唯一一个早在进入青春期之前便试着扛起家庭责任的人，就是莎兰德。她只能独力肩负起这个重担，因为对国家与社会福利部来说，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