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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那露水毕竟还不是一滴。

史迪威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且他就牢牢抓住这一点，依恃自己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发出各种通牒式的“建议”，一门心思要做中国军队的“太上皇”。

1942年7月，经过与印方谈判，中国驻印军得以成立并就地组织训练，但这支部队组建后内部一直风波不断，始作俑者即为史迪威本人。

杜聿明在危难之时率部越过野人山，差点把性命搭在山里面，但由于他在缅甸时“得罪”过史迪威，蒋介石只能第一个把他召回国。

接下来，又轮到了罗卓英。

罗卓英原本就没有实际指挥权，可当史迪威独自“赴印旅行”后，他却把所有失败责任都一股脑儿推给罗卓英，还将对方说成是“弃军逃亡”。

这些罗卓英都忍了，不料到了印度，史迪威不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厉，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非把人家赶走不行。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驻印军这座山头上只能由他史迪威一人掌控，“太上皇”地位也必须实至名归。

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只能“劳力”，到前线去流血卖命，军官应该全由美国人来当，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他曾提出要全部撤换中国军官，不过他这个“雷人”建议，别说在蒋介石那里通不过，就是美国政府也觉得很过分，因为连美国陆军部都知道，中、美是盟国关系，中国军队并不是像缅军、印军那样可供任意驱使的殖民地军队。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史迪威向驻印军层层派驻联络官。这些联络官没有多少是美国国内的正经军官，基本都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仅仅是在学校里接受过预备役军官教育而已，不但没有一点实战经验，连军事知识都很有限。

问题是他们都学得跟史迪威一个德性，动辄以“监军”和恩主自居，浑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史迪威和“小史迪威”们的颐指气使，让同出美国名校的孙立人都看不下去，他曾和廖耀湘一起联合提出抗议，中国驻印军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洋人难侍候，但又必须有人侍候，否则驻印军难以成军，蒋介石的统帅部想到要重新物色一个人选。

最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名邱清泉担当此任，后者不仅找好了幕僚，还请人教了外交礼仪以及吃西餐的办法。

可是邱清泉的老长官徐庭瑶和杜聿明却找上门来，他们认为邱清泉不合适。

知道邱清泉的诨号是什么吗？“邱疯子”，如果只论打仗，那是没说的，可和洋人打交道不一样，遇上史迪威，这位非操起板凳腿干架不行。

何应钦听后连拍后脑勺，邱清泉确实不行，可谁行呢？

杜聿明已经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罗卓英也不是刺头，连他们都待不下去，要找一个合适的真是太难了。

徐庭瑶和杜聿明提出了新的人选，此人不仅是百战之将，也同时具有忍辱负重，克己让人的品德，因此立即得到了何应钦的认可，蒋介石得知后也连连表示赞同。

比杜聿明脾气还要好，还要能够隐忍，他是谁？

学田横易，做大事难

1943年2月，郑洞国被从前线召回重庆。

郑洞国时任第八军军长，一般而言，最高统帅部如有什么指令，都会由战区长官部代转，但此次不同，是蒋介石单独召见，而且催促得非常急，让这位老实人的心里一路都在打鼓。

猜了很多哑谜，可当明白真相时，郑洞国仍然吃惊不小。

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在中国驻印军下设新一军，囊括当时所有驻印部队，军长人选就是郑洞国，而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完成连杜聿明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和史迪威打长期交道。

一个比上战场还要艰巨得多的使命！

不用细解释，郑洞国也知道此行有多难，但他没有退路，老第五军留下的那点骨血都在印度，中国远征军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在那里，重任在肩，别无选择。

3月，郑洞国抵达新一军训练基地，到职没几天，他就尝到了美国人的“杀威棒”。

郑洞国赴任时，带来了老搭档舒适存，后者任新一军参谋长，他有一次和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讨论业务，中间发生了一些争论。

按说大家共事，有争论总是难免的，没想到的是当舒适存准备回营时，发现自己所乘汽车竟然被柏德诺给下令没收了，他最后只好走着回去。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