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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不同，但作为相互传染的结果，事件在群体之中所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甚至连程度都没有差别。

这样就导致了在群体中的所有个人终将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一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由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地传递开来，正像是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当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最先产生幻觉，认为他在墙壁上看到了圣·乔治出现。

于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之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就立刻会被所有的人所接受。

就这样，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于是，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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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

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到了群众思维的特点，即群体是利用形象来思维的。事实上，这种集体观察往往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所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相应的例子，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正确性。

在18世纪早期的岁月中，全欧洲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被一种人的疯狂行为所吸引。他们来自欧洲各地，从事着各不相同的职业，但是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圣梅达尔的痉挛者”。

这群人通常会聚集在他们最敬爱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互相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目的在于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

在这群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深信那位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于是通往墓地的大路上每天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一些人在墓前下跪、虔诚祈祷；另外一些人则尖声嚎叫。而一旦墓地的一边有二十个女人进入了痉挛状态，墓地的另一边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样。

在圣梅达尔痉挛者这桩事例中，存在着典型的观察力丧失现象。哪怕这种观察力还能存之寸许，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这种所谓身体上的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之下被诱发出来，但是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从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此类集体幻觉中，诱发机制莫不如此。而这种幻觉又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这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3）群体中的智力泯灭（上）

也许有人会对上一小节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圣梅达尔痉挛者”的例子并不具备全面的说服力。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来自比较落后的地区，并且以体弱多病的妇女为主。像这一类型的主体，智力品质相当低，自然也就无法对自身的行为有较好的控制。

但是，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身强体壮的男人之中，或是在那些知识渊博的学者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种令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向来不是择人而就的。

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值勤兵突然发现有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时，所有船员的目光都因此而被集中过去。他们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

对于这一点，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这正是遇难的“波索号”。于是指挥官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在接近目标的过程中，救生船上的官兵仍然清楚地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这些遇难者甚至还在挥手，用凄惨的声音哀号着。

然而，这一切却是并不真实的假象。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它们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事件的参与者并非是易受影响的妇女，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