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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彩虽好色爱财，但为主子刘瑾尽心尽力，出过不少主意收买人心。见外官纷纷向刘瑾行巨贿，他私下对公公说：“这些人在地方上搜刮小民，然后献给您的不过十分之一，但天下之怨都归于您，应重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昭示天下！”

刘瑾大声称善，一时间搞运动一样“反贪”，“反行贿”，使得行贿的地方官员因贿得罪入狱的有不少人。时人为此有段时间大受蒙弊，以为张彩能引导刘瑾为善。

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明武宗上朝时，发现有人趁众臣朝拜时朝堂投匿名信。武宗皇帝眼尖，命人拾取，仔细一读，全是上告刘瑾不法说情的内容。青春期的武宗皇帝逆反心理很严重，他当着百官的面恶狠狠拿着匿名信说：“你们所说的好人，朕就是不用！你们所说的坏人，我一定要用！”

刘瑾更怒。他把当天上朝的三百多大臣皆驱至奉天门外，让他们集体东向罚跪。众臣跪了一天，因干渴当场就死了四个人。见酷暑天众臣罚跪，太监李荣也看不过去，趁刘瑾不在时派内侍们向人群中扔冰冻西瓜以救渴，刘瑾见而恨之。太监黄伟也很义愤，话里有话地高声叫道：“匿名信中所书，皆是利国利民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奈何枉累他人！”事后，刘瑾把李、黄二太监逐出宫并予以免职。

最后，刘瑾准备把所有当天在场的大臣们皆打入诏狱拷问，大有不审出投匿名信的人绝不罢休之势。后经李东阳苦劝，又有他的亲信告称匿名信乃宦官内部有人投放，刘瑾才“饶过”众官一回。

除老同事管理的东厂、西厂、神机营之外，刘瑾加设“内行厂”，他自己亲自督理。这“内行厂”权力最大，是特务“王中王”，往往中人以微法，被“惦记”上的人本人及家族基本上是活不了几天。

“内行厂”不仅仅能监察一般的人，连厂卫的特务和特务头子也在侦察之列。也就是说，刘瑾对“老同事”们也不放心，对这些同类不断加强监视，惟恐他们不与自己同心同气。

正德四年，刘瑾得力心腹焦芳退休。刘瑾便升任心腹刘宇由吏部尚书为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迁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所以，当时的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都是刘瑾党羽。

焦芳此人，居内阁数年，帮助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是一个大恶之人。他每次拜谒刘瑾，必称刘公公为“千岁”，自称“门下”。在阁中裁阅奏章，焦芳皆对刘公公言听计从，是真正的太监奴才。众臣向刘瑾行贿，首先都先向焦芳送大礼。他的儿子焦黄中，傲狠无术，参加廷试，以为必得第一。李东阳等人持平，把他列为二甲头名，焦氏父子恨恨不平，径自找到刘瑾，焦黄中平空立得“翰林检讨”的美官。但刘瑾也有“公正”时，见焦芳天天口中骂李东阳不停，便对他说：“你儿子有天在我家作《石榴》诗，非常拙劣，干吗总恨人家李东阳不取他第一！”从此，焦芳不敢再言。

日后，老焦与张彩有隙，惹起刘瑾愤怒，数次当众斥责焦芳父子，他这才不得不退休避祸。也幸亏焦芳出局早，刘瑾败后未被牵涉加以重罪，竟得善终。

刘瑾除在京城抓权外，又广在地方生事。他多次矫诏遣人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凡地方有存留的财物，皆强令解送京城。郡县积储，为之一空；同时，他对各外地入京朝觐官员下死命令，每布政司入朝，一定要献纳白银二万两；他还吃饱撑得慌，把京城客佣之人全部逐出（当时没有“暂住证”）；还下令全国寡妇必须出嫁，家里有人死亡不及时埋葬的立刻焚烧……等等。不一而足，天下怨恨。

盈满必亏。刘瑾身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宦官集团之间的内讧，外因是宁王朱宸濠之叛。

正德五年（1510年）五月，安化王朱寘造反。王爷造反，当然要有名义，他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檄文中列举十七条刘瑾的“大罪”。这位安化王当然“清君侧”是假，他要当皇上才是本意，但檄文中写明的刘瑾罪状件件是真。

刘瑾大惧，立刻安排手下绝对不许明武宗看见这份檄文，同时，他调兵去镇压这位王爷的造反。

思来想去，刘瑾对于这种军国大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最终在阁臣等人的建议下，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为总督，提数万劲旅前去征讨。

刘瑾百密一疏，杨一清和张永均与他自己有大过节，虽然事后刘瑾忙派自己心腹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赶往前线，想“总制其事”，但安化王寘的造反十八天即完蛋，功劳自然算不到刘瑾和陈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