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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战船，更是种类繁多，有楼船、沙船、苞船、铜绞艄、海舫等，特别厉害的是，明朝这些战船上皆配备佛朗机（大炮）。日舰上也有类似火器，但射程仅一百米，而明朝兵船上的大炮射程可达三千米。

至此，长达七年的日本侵朝战争结束。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初夏，邢玠主力明军撤出朝鲜。转年秋，所有明军全部返国。

明朝援朝之役，代价不可谓不大，在万历三大征中耗银居于首位，支出近八百万两白银。幸亏明朝有张居正时期所留的底子，当时才没被巨大的战争开支拖垮。

对于朝鲜而言，抗日战争意义更不待言。如无大明出手相援，朝鲜就会提前三百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说不定变成另一个琉球（今天的日本冲绳）。

丰臣秀吉忙乎半天，军败身死，民怨无数，只留下一个五岁儿子丰臣秀赖在人世，使他久久合不上双眼。德川家康在丰臣秀吉后开始了他自己的霸业，并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找借口讨伐丰臣家族。丰臣秀赖兵败，剖腹自杀，赴黄泉地下向其父哭冤去也。

德川家康所创的“江户幕府”，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但也正是从他开始，日本大肆铲除天主教，实行闭关锁国，并正式在1639年下达“锁国令”（“异船御禁止”与“海禁”）。日本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很严厉，严禁日本商船出海贸易，政府可处死擅自出海的商人。同时，日本政府规定海外日本人也不准回国，一经发现，偷回国者马上处死。这些措施，比起明朝时期海禁最严的时期还要严厉。真是风水轮流转，风气轮流转。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自那以后，中国（明万历末期至清朝中前期）再无“倭患”。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

——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中国社会在明朝万历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以明神宗为代表的皇室糜费也骇人听闻。这位在位四十八年的帝王，除前十年冲幼期有能臣张居正等人管理国家稍可称道外，后三十八年，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疯懒惰皇帝，竟能有三十年的光景不履行皇帝责任，不上朝，不行郊礼，不举告庙礼，基本上是个罢工皇帝。

他从万历十七年躲进深宫吸鸦片炼丹纵欲，直至二十四年后“梃击案”发生，万历帝为了保住郑贵妃，才上朝面见大臣一次。

如果他“无为而治”也就罢了。不少人指责他在位期间不看奏章，不补官缺，不少衙门府署处于空缺无人执掌的状态。其实，这些皆非大恶。最恶毒的是，万历帝手下那些宦官遍布天下，充当矿监税使，对天下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横行无忌，所谓“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世，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宝逾坦，祸延鸡犬，而经十数年而不休止”，折腾不休。

从《明史·食货志》发现，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这八年间各地太监上缴万历帝矿锐银三百万两，似乎数目不大。真正情况是，“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十分之一）”，太监们自己贪占的倒可能几近三千万两白银。如此瞎搞，最终搞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活人不讲，地下死人也受害。由于太监陈奉在兴国挖出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坟墓，得黄金数万两，由此在全国兴起一阵挖墓风。一时间，荒坂野岭，皆成白骨散弃的掘坟“工地”。

所以，万历帝这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的搜刮，黎民百姓所受荼毒一年深过一年，家商交困，阡陌萧条。天下民心一失，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

万历帝对张居正的寡恩自不必言，对多年拥保自己有功的老太监冯保也很绝情。而其初衷，除政治因素外，还有抄家贪财的念头。这一点，在《明史》的《冯保传》中万历与其生母孝定李太后一段对话中可以明白见出。万历皇帝的儿子潞王要结婚，宫内缺钱用，万历皇帝愤言宫内大臣一直巴结冯保和张居正，二人很有钱。李太后闻言欢喜，说：“反正两人都被抄家登记，应该有大笔金银可使。”万历帝恨恨道：“冯保老奸黠滑，事先已经转移了不少财产。”事后，为了弄得更多的钱，他又把负责主持抄冯保家的富太监张诚也抄家，再得“外财”一大笔。

其实，从人情方面讲，冯保嘉靖十五年入宫，兢兢业业，特别是对于万历帝的父皇明穆宗，死心塌地护持，并受托孤之命，力保万历登基。我们可从冯保一封乞辞书信中，看见他对万历父亲的忠心，虽然文中不乏丑表功，可确实写的都是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