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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极左御用文人们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

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流窜贼军，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贼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结果，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坐骑受惊，人马立刻惊散。

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手下二十多人完全失散。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又有匹好马，勇心百倍，嗷的一声蹿出来。李自成毕竟百战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手持锄头来杀的程九伯格斗起来。

两个人一打，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刀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忽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

至此，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血流烂白脑浆泛滥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说杀李自成者受大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残部刚刚吃饱饭，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然后，他们化悲愤为力量，这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州县毁庐杀人无数，以泄痛愤。

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吃人“黄虎”天煞星——张献忠

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

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会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贼头，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极“左”时代文人们均为农民起义“翻案”，指称说那些记载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他最能抓住把柄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只能说是文人的想当然。

《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摇黄贼”杀掉和吃掉七八十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后来，满清把自己所杀的近百万人算在张献忠头上，这是惟一的“诬蔑不实”之辞。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