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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军出塞后，秦良玉率石柱兵回家乡。由于当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专办蜀贼”，负责守御川地。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贼军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贼寇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仓皇逃走，川东大定。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贼部进入巫山，为秦良玉阻遏。于是，这位绰号“曹操”的黠贼突然进攻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击走。

不久，秦良玉率兵在马家寨邀击贼军，杀其骁将“东山虎”，斩首六百余级。然后，秦良玉乘胜，与明军在谭家坪、仙寺岭连败贼寇，夺得罗汝才主帅大纛，并生擒其副手“塌天”。

数役下来，秦良玉部斩贼兵近万，获甲仗马骡无算，贼尸横陈遍山谷。

罗汝才率残部遁走大宁（今重庆巫溪），与张献忠在巫巴山区合军后，贼势复炽，逾过巴雳河（今重庆巫山县双龙镇大宁河），拼死攻击秦良玉侄子等人统领的石柱兵。接着，贼兵四处扎营，严重威胁到川地大部分地区。

明朝湖广襄阳督帅杨嗣昌本人乃湖广人（今湖南常德），他的初始战略就是想尽驱张献忠等部贼军入川。这位杨督帅的如意算盘是：以蜀地险远，极边之地乃松潘蛮部，贼兵入蜀后，蜀地官军守则守之，不能守自可弃涪州、万州、雅州、松州大部分地区，诱敌深入。然后，陕西官军断栈道，临白水制敌；云南官军屯曲靖，扼守白石江。而他杨督帅本人则可率明军主力掩击贼军，把他们驰至松潘诸蛮部落的地盘，听任当地土人剿杀。

杨嗣昌此计，即愚昧又阴险。愚昧的是，他纸上谈兵，以为川地崎岖险峻，必能困住贼军；阴险的是，他驱张献忠等贼部入四川，自己没有丧地的责任，四川巡抚是邵捷春，丢地丧兵，责任皆由他负。杨嗣昌本人自可坐观成败，时刻准备去摘熟落的“桃子”。

由于耽心四川当地官军扼守险隘会导致张献忠急红眼反扑湖广，杨嗣昌又使阴招，依仗自己的威权，把大批蜀地精兵调出，只留二万弱疲士卒给川抚邵捷春守重庆。

秦良玉一心为国，率三万石柱精兵抵至夔州。邵捷春令她把部分士兵移近重庆，与附近守将张令相倚为声援。不久，劭捷春抽调一万五千石柱兵，进入重庆与官军共同把守坚城。秦良玉深知邵捷春之策甚愚，但她又不敢违背命令，就对路过自己军营的绵州知州陆逊之表示：“邵公不知兵，其移我部兵自近，而派张令守黄泥洼一带，甚失地利。贼军盘踞归、巫众山之巅，俯瞰吾军营垒。倘若他们自上而下，乘势使气攻击官军，张令部必败。张令一败，次必及我部军。我部军一败，谁又能救重庆之急？”

陆逊之大惊，问策之所出。

秦良玉言：“邵公此时，绝不能坐防坚城，应先发制人，与贼军争山夺险。”

陆逊之立即把消息转告给邵捷春。邵巡抚倒是知错就改。可惜晚了一步。张献忠贼军于十月五日在土地岭（今重庆奉节草堂镇）率先向窝里斗的明朝官军发动进攻，一天内即杀明军五千多人。

次日，张献忠手下白袍小将张玉儿当阵射杀号称“神弩将”的明军老将张令，乘胜把明军杀得一败涂地。不仅张令一军尽覆，秦良玉手下三万多“白杆兵”也全军覆没，致使最后秦良玉仅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其平生未有之惨败。

此役过后，杨嗣昌围来贼军于川地的“圆盘战略”完全破产，川鄂交界地带三十二隘口尽陷于贼，蜀中大乱。

损失如此惨重，秦良玉并未灰心丧气，她对川抚邵捷春说：“事态危急，可以尽发溪峒兵卒，人数可达三万，我本人出资出粮可供饷其中的一万人，朝廷供饷另外一万人。如果布置妥当，应该还能与贼寇周旋。”

邵捷春低头，良久不言。时势至此，这位文人守抚已全然死心。从他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丧兵失地不说，官仓中已无粮养兵，而溪峒兵卒又属土蛮，反复不测，如果这些人再趁乱闹兵变，他邵捷春三族不保。饱读史书的他，自然知道元末“官军”中纪律最坏的就是杨完者所带领的“苗兵”，他们那些蛮兵不仅剿贼无力，平时对百姓比寇贼还要凶恶淫毒。所以，溪峒兵卒，难保他们不像“苗兵”那样。

读书多，顾虑就多。顾虑多，定议就少。

劭捷春最终婉言拒绝秦良玉提出的计划。

秦良玉叹息而归。其计不用，自然全川溃烂不可收拾。

张献忠贼人蹂躏各处，杀人无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