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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罗斯人将仅仅显示在邮票上的“苏勒德”，也当成是一种民族主义复兴和潜在侵略倾向的行为。苏联对此的反应无比愤怒，他们担心其附属国将走上独立之路，甚或更糟，会站在苏联往昔的同盟国、后来的敌人，即蒙古的邻国——中国一边。在蒙古，当局禁止发行此邮票，并镇压学者。铁木耳·奥其尔由于表现出不忠罪行，被党的官员戴上了“企图将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当局将他赶下台，送到内地流放，并最终用斧头将其处死。在党内清洗之后，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学者的工作上来，他们被党诬陷为反党分子、中国间谍、蓄意破坏者和害人虫。在接下来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当局将考古学家珀理（Perlee）强行下狱，并让他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之下，原因只是因为他曾当过铁木耳·奥其尔的老师，并曾秘密研究过蒙古帝国的历史。任何教师、历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歌唱家，如果他们的专业工作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当局秘密地处决过部分人。其他的学者们失去工作，在蒙古恶劣的气候中，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家门。他们还被剥夺了医疗保健的权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内部的流放地，这些流放分布在蒙古广袤的地旷人稀的不同地区。

在这一整肃运动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并且可能是被苏联当作对蒙古人的惩罚，而将其销毁了。然而，面对这种残酷的镇压，或许也正因为镇压，无数的蒙古学者开始独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处险境，也要寻求对他们那段被诋毁以及被歪曲的历史的真正理解。

导言：成吉思汗是位实干者（7）

蒙古之外，很多国家的学者，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匈牙利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解读该原稿，并将其译成现代语言。由于无法使用蒙古内部的资源，他们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古蒙古语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导下，用蒙古语和英语书写的《秘史》被逐章逐节地发表出来。同一时期，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独立地译出一个单行本，1982年，翻译的单行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破译符号和翻译原稿。即便是对已翻译过来的文本，人们仍难于理解，因为很明显，它本是为极少数的蒙古皇室内部人员撰写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读者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应具有深厚的知识。要是缺乏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详细实地的考察，原稿中历史的来龙去脉和传记史的意义，就难以理解。

第二项重要进展出人意料地出现在1990年，即苏联霸权主义的瓦解及其对蒙古占领的终结。苏军撤离，战机飞离，并且坦克也撤走。终于，内陆亚洲的蒙古领域向外界开放了。渐渐地，少数人进入那个保护区域探险。蒙古猎人潜入这个充满猎物的山谷偷猎，牧民沿着这一区域的边沿放牧，偶尔会有冒险者非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几支装备精良的外国考察队来到那里，寻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寝；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发现，但他们的最终目标仍未能实现。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连接中国、中东和欧洲的世界商业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学者沿着从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的路线，游历了沿途的考古遗址、图书馆，并参加专家会议。自1990年第一次进入到西伯利亚蒙古行政区的布理亚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这路线与他们向外扩散的路线一样，从他们在蒙古的老家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

广泛的游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但并未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有助于理解。尽管有不足，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当1998年抵达蒙古时，通过对成吉思汗幼年时期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背景资料进行了解，我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可以最终完成该研究项目。但那“旅程”却变成了另一个五年的研究，远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广泛深入得多。我发现，蒙古人对从挣脱数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