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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创新的知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纵横位置的优点，并把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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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们的“金光”（6）

不仅是在数字和历法上，而且在许多层面上，帝国不同地区的生活必需要用前代不曾需要的方式协调起来。书写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每种文明不能只以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语言习惯来写作。为保证自己在全体臣民面前的形象，蒙古人不得不采用当地的标准来书写与蒙古有关的历史。书面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信息的方式；它更是一种使王朝统治合法化和大力宣传其伟大征服成就的工具。对蒙古人而言，书面历史也成为了解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和更有效地统治这些民族。1260年代，忽必烈汗建立了国史院，为符合中原王朝的编史惯例，他下令编纂金朝、辽朝，还有宋朝的通史，这可能是最庞大的修史工程，共耗费将近八十年时间，直至1340年代才完成。在蒙古治下的波斯，伊利汗合赞任命拉施特·哀丁——志费尼的继任者——编写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史书。拉施特·哀丁统筹安排大量的工作，为编修中国、突厥和法兰克（蒙古人以此称呼欧洲人）的历史，他雇佣来自各地的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

在蒙古帝国内汇总的大堆信息需要通过新的形式传播。如果单凭双手去费力地抄写那些必需的资料，抄写员就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任务。他们汇编档案，书写信函，把信息送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抄写农业手册、医学论文、地图集和天文学表格。要大规模传播信息，就必须先大量汇总信息，为完成这个任务，蒙古人再次求助于技术——印刷术。

蒙古人很早以前就采用印刷术。除脱列哥那在她丈夫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印刷业之外，1236年开始，窝阔台还命令，在蒙古控制下的北中国建立一系列地区性印刷机构。活字印刷可能开始于十二世纪中叶的中国，但却是蒙古人在大范围地使用它，并将它的潜在功能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是像汉人那样用上千个字符印刷，蒙古人使用的是一个字母表，里面相同的字母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在蒙古人管理下，印刷工不断地雕刻复制每一个字母，然后排在任何需要它们的单词中；每次印刷工想印新的一页时，他们不需要刻下该页的整篇文章，只需把雕刻好的字母按正确的次序固定排放，进行印刷，然后就等待，直至要印刷下一页时，他们将重新排放这些字母，然后再印刷。

在蒙元王朝时期，总体的识字能力得到提高，大卷的文字资料成比例地增长。1269年，忽必烈汗建立一个印刷机构，使政府的决议更广泛地在民众中传播，他还鼓励依靠非官方组织、从总体上来普及印刷业。除官方出版物以外，还包括宗教书籍和小说的印刷。已出版销售的书籍数量明显增加，其价格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一再下降。不久，蒙古帝国内所有的印刷机构就开始用各种语言印刷农业手册、历书、文件、史书、医学论文、新数学理论、歌曲和诗集。

无论是宗教宽容政策、创造通用字母表、维护驿站、玩纸牌游戏，还是印刷历书、纸币或天文学图表，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显示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主义。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臣民，所以他们才会乐意采用和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制度。蒙古人在那些地区没有很深的文化优越感，因此他们采用务实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思想意识处理问题。他们寻找最有效的东西，一旦发现它时，他们就把它传播到其他国家。他们不在乎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的训言，不在乎写作标准是否遵循中国官方规定的古典原则，也不在乎印刷和绘画是否得到穆斯林阿訇的赞同。蒙古人有能力——至少是暂时地—－强制实行技术、农业和知识的国际新规范，它们取代了对某个文明的偏爱或成见；如此一来，他们打破当地精英阶层对思想观念的垄断。

在征服过程中，蒙古人不仅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还创造许多全球文化和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蒙古帝国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新的全球文化继续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它变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包含早先蒙古人强调的自由商业、开放交通、知识共享、长期政治策略、宗教共存、国际法则和外交豁免。

虽然没有真正地被蒙古人统治，但在许多方面，欧洲得到了蒙古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东西。欧洲人在商业贸易、技术转型和全球觉醒中受益匪浅，而他们却不承受蒙古征服引起的损失。蒙古人在匈牙利和德国消灭许多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