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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说冷笑说：“匈奴人做事不同于中国人，没有什么礼仪上的约束，所以容易做；臣君之间关系虽然简单明了但却持久，不象中国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徒然耗费精力，无所益处。”

汉使当然不服，两人争来斗去的，辩来辩去，也没辩出个名堂。中行说索性狗急跳墙，用威胁的口气，对汉使厉声说：“阁下不必多说了！不必喋喋不休什么狗屁仁义，我大匈奴国只是看在汉帝国还送来的衣物美酒，还算称意，这才放你们一马。要是礼物丰盛、质量上乘还好说，如若不然，秋高马肥时节，便派出铁骑，蹂躏汉地疆土，践踏农田稼穑，到时休怪我不讲情面呢！”

说罢，中行说拂袖而去。

奴才仗着主子，狐假虎威。这就是大汉奸中行说的丑陋嘴脸。

中行说不仅竭尽所能破坏汉匈两国的关系，而且还极力怂恿老上单于不断在汉匈边境上挑起争端。

刘恒有些后悔。当初执意让中行说充当和亲随行官前往匈奴，不想这个阉人居然惹出这么多的是非，真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刘恒委曲求全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招致了一些大臣的强烈批评，最激烈的责难，来自最有才华的年轻政论家贾谊。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时任梁国太傅的贾谊向刘恒上书，对刘恒的政府提出九项批评，其中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这则奏章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其中可流涕者二，就是对刘恒在对待匈奴态度上委曲求全的责难，贾谊写道：

“天下的格局呈倒悬之势。天子，乃是天下之首；蛮夷，乃是天下之足。匈奴人欺我太甚，前有嫚书之辱，后来纵兵侵掠，罪大恶极，对大汉帝国极为轻视不敬。可是我大汉帝国每年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事奉匈奴。首足倒悬到这种地步，令人大惑不解，难道还能说国家有智勇之人吗？这岂不让人潸然涕下吗？

守疆卫土的大汉精兵，不去征伐凶猛的敌人，却用利兵强弓去狩猎野猪；不去剿捕反贼盗寇，却在田间捕捉野兔。只想着一时的好玩，却不想着国家所深藏的大患。大汉帝国对匈奴的恩德远被千里之外，可是帝国的威严与法令却得不到申张，这岂不是让人潸然涕下吗？”

刘恒有自己的想法。

刘恒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也是一个有着浓厚人性化色彩的君主，在他治下，“民生”是排在第一位，他下诏令，优待孤寡老人，减免百姓赋税，废除“诽谤罪”与“妖言罪”，废除连坐制度，废除肉刑等等。大帝汉国的强盛，始于刘恒，国家的财富迅速积累，休生养息的政策，使得国家从战争的创痍中得以恢复。

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匈奴的开战，但他决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对于战争，刘恒总是慎之又慎。

在刘恒即位后，帝国马上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南部的藩国南越国的首领赵佗自立为皇帝，自称“南越武皇帝”，与大汉帝国分庭抗礼。一时间，南越与汉帝国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大战随时会爆发。刘恒给赵佗写了一封亲笔信，力劝赵佗放弃皇帝称号，其中有一段文字：

“一旦战事兴起，必定会使大量的士兵惨遭屠戮，大批的将吏也将要血洒疆场，许多将士的妻子将成为寡妇，许多幼小的儿童将成为孤儿，许多年迈的父母将无所依靠。战争所得到的，远远不及战争所破坏的，所以我不忍心做这种事情。”

这是刘恒的肺腑之言。

然而，战争的阴云挥之不去。匈奴人在汉奸中行说不断的挑拔离间之下，不断地向汉边境挑起冲突。树欲静而风不止，刘恒又将作何种选择呢？

【二、树欲静而风不止】

和亲政策没有能够羁縻住匈奴扩张的野心。

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冒顿单于更加狂妄，完全不把汉帝国放在眼中。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一六六年），老上单于单方面撕毁与汉帝国的和平盟约，亲自率领十四万骑兵南下。

这是一次对汉帝国闪电式的奇袭，在战略进攻方向上的选择相当的高明。

老上单于上台之后，汉匈边境就冲突不断，汉军在守卫上相当的被动，只是采取要塞式的点式防守，而匈奴骑兵神出鬼没，机动性极强，更重要的是，匈奴骑兵并不是为了攻城掠地，只是漫无目的的劫掠式的骚扰。当汉军人数少时，就发动进攻，攻下一地就将百姓或杀或虏，将牲畜物品抢掠一空。匈奴人这种没有明确军事目标的恐怖主义式的袭击，让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