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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