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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１９８4年８月２２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１９８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８６２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１９８６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３０９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１９６９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１９８９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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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2）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１８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８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１０月２０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