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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所以你得去看看。尤其叫人生气的是，这地方是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好情报来源。”

“可是，你们甚至连我被捕的记录都没有能够抹掉。秘密警察会发觉我曾经在那里被捕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我。”

“你找了一大堆借口！他们还有别的活儿要干，不会光对你这么个疯姑娘感兴趣，何况她还有游击队的头儿罩着！”

“哦？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比如说？”

“我哪儿知道！比如说，组织下一次大选，让声音100％地协调一致。”

“干掉阿布…夏杜夫这件事我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说，有点出神：“我当时没想到叙利亚人找个人替他有这么难。”

指挥官还是他那副从容不迫的腔调：“不，这可能是你干得最漂亮的活儿了。好啦，讨论到此结束，你马上出发，去那儿解决问题，重装程序。”

“直接去吗？不回去见法利蒂一面？”

“当然不用，见什么法利蒂！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没有时间供你浪费在社交活动上。”

1998年12月17日：“沙漠之狐”行动开始。

半夜时分（以色列时间）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开火。

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我一路诅咒自己自杀式的盲目服从，同时又被职业意识所驱使，很想去修补好我那出了状况的程序。

谨慎起见，我在进入叙利亚之前绕了一段路，我选了一个不常用的通道，用的是另一本护照。这些预防措施使得行程整整拖长了一天。到达目的村庄的那天晚上，正好是美国向伊拉克开火前几个小时，在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方面美国可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招。

我试着和联络人联系。找不到他。我很担心，决定打听他的消息。他的一个邻居给我开了门，邀请我进去喝杯茶，“解解旅途疲乏”。我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刚做完长途旅行。觉察到这是个圈套，我拒绝了他的邀请，继续上路。几分钟后，一辆警车追了上来，停在我前方。我迟疑了一下。是抓住这个机会就势被捕完成任务呢，还是跑为上策？跑到哪儿去呢？两秒钟的迟疑已经太长。枪顶了上来，我别无选择了。

一到军营，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在进口出，有几十号人，都是犯人家属或者亲友，在申辩自己无辜。士兵很不耐烦地拨开他们腾出一条路来。他们把我径直押进长官办公室，而不用通过普通的“笔录室”一关。这帮人刚刚做了一次大规模搜捕。我属于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本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刚才去打听那个联络员的消息？他是因为和我有关系而抓，还是因为其他事？叙利亚军官很快就让一切真相大白。他冲着我：“你来这是个错误，没有可能再出去了。我有来自大马士革的命令。”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非完全撒谎。

“我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明白些了吗？秘密警察要亲自审问你。我刚刚通知他们你被捕的消息。他们就快到了。”

突然间我忧心忡忡。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我确切的罪证，但是我想摆脱是不可能了。管他呢，也许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不是还有巴勒斯坦保护人吗。

“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