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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艰难地看看左右，没人。头上挨了一脚，我这才发现他在我后面。这意味着我得仰着头，伸起上半身，牵扯着该死的肌肉……

上尉告诉我：“你会感到高兴的，我刚接到命令，要求明天把你送到军事监狱去，那儿等你很久了。这儿嘛，你什么也不用干，歇着就行。”

他说着，踢了我一脚，回办公室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个哨兵把我拖到房间对角的角落，自己站到门边，枪指着我。我努力挪动身子。我慢慢地辨认每一块肌肉，把它们和伤口分开。吊扇送来一点让人感到舒服的凉风。既然有不受干扰的几个小时摆在面前，我就利用这机会尽可能恢复体力。如果头不这么疼的话……十分钟后，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好几个小时，这间办公室和隔壁房间里的说话声音，就在联篇噩梦里，只言片语地传到我耳中。

半夜里，哨兵换班的响动把我唤醒了。一个士兵仔细地察看我。他不像要杀我的样子，倒想安慰我。

“服役前我是学医的。”

我看了看四周：办公室没人了，风扇停了，热得难受。从敞开的门看出去，我只看到一片黑，走廊里也没人。

哨兵告诉我：“凌晨两点了。你在发高烧。把这个吞了，”他说着把两片药放进我的嘴里，“很抱歉，我不能给你水喝。”

我辨出是阿司匹林的苦味。我尽量嚼碎吃了，然后想看看伤口的情况。我被背铐着，够不着地方。我用目光询问那个士兵。

“感染了……”他回答：“下午我给你缠了纱布，也只能这样，防苍蝇，也防止失血过多。你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你干了什么，太野蛮了……”

突然，他看了看背后，大概是担心说得太多了，他走到门口站他的岗去了。我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到底这可能更多是胃里没东西的反应。我又沉沉地回到噩梦中去了。

醒得很突然。上尉带着两个士兵一大早就闹哄哄地进来了，很不耐烦地用脚将我踢醒。我总算自己爬了起来，迷迷糊糊地坐着，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好又将我脸朝下扔到地上。这让我非常气愤的举动，倒是驱赶疼痛的好办法。他们随即把我提起来，就像捏着根羽毛，给我戴上闷死人的面罩，然后把我带到——不如说是拖到——外面，丢进一辆卡车。发烧加上气闷，我又长时间地陷入了昏迷。

在军事监狱受到的待遇和前面差不多。看医生只是做个样子，给我大剂量注射一次抗生素就算是治疗了。至于伤口缝合，想都别想。

然后又是审讯。他们很快就明白说来说去是没有用的，于是用上了硬的一手。并非我已经不怕受刑，绝对不是！我既然自己逃脱过几次，当然希望这次也能自救。我知道，痛苦到了极限之后，要么是失去知觉，要么是拷打结束。熬一熬。熬到这让人窒息的场面到头，或者熬到我昏死过去……熬到用完电刑……或者心脏衰竭……熬到这劈头盖脑的皮鞭停下来或者我最终没了知觉……熬到被他们从天花板上放下来，或者血干脆不流了，再也感觉不到倒挂的痛苦……熬到没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后背被钢鞭撕裂成一条条时那难以忍受的痛。屏住呼吸，放慢心跳，控制注射到我身上的药物流散……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在练习。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情和希望。

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审讯”的人。有十来个人轮流受这种折磨，轮到谁则视那些士兵的心情而定。我决心对抗到底，我一直相信自己能够从这里走出去。只要我知觉尚存，那些士兵不踢到筋疲力尽我就绝不会任他们把我拉起来。这种态度使人对我多少不敢轻视，从而时不时躲过被审的机会。每当我看到他们累兮兮地走开时，我都充满了自豪。这阻止不了他们回头再来，而且往往是更加非此不可的样子，但毕竟我还是赢了一局。

就这样过了几天。我没了时间概念。我把短短的休息机会都看成赐福祈祷一般，这时候我就能躺在审讯室的石板地上，在那些横七竖八的人的痛苦叫喊声和臭味里面睡上一觉。没有吃的，几杯茶水而已，也没有治疗和洗漱。地板时不时被水笼头冲洗一遍，有时把我们也捎带上。按规定，我没有权利睡觉，常常被一顿乱打弄醒。昏迷的时间过长，也会招来高压水笼头伺候。对策就是在这里睡一分钟，那里睡一分钟，以不断的挪动来表示自己是醒着的，然后接着再睡。把这套把戏玩熟了，我好歹恢复几分体力。但是，时间过得一点都不快。几个小时，我会认为是过了好几天。后来又矫枉过正。我算着是星期一，其实已经到了星期三。叫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也耐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