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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