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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富倚师门升官不只是小说中的事，现实官场像这样以师门朋友关系起大作用的，比比皆是。乾隆—嘉庆朝封疆大吏勒保的一段自述可以说明。

勒保说：我刚刚到成都府当通判时，因为不讨上司喜欢，时常遭到呵责，同僚们见风使舵，都对我爱理不理。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竟也无人理睬。所以一直非常郁闷，只是家里穷，不敢挂冠而去，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年，听说某人要来四川当总督了，此人正是我十年前的故交，因此心中窃喜，又不敢告人。总督将至，我先到郊外迎接，但总督没有见我，有点失望。总督到了成都城外，我去拜见，又被挡了驾，更失望了。到了行辕（总督衙门），大小各官，纷纷晋谒，都得到接待，唯独没有接见我。我的名帖已递上去了，所以又不敢径自离去，天气又热，直等得汗流浃背，心中忿恨欲死。

套拉拢（6）

正踌躇间，忽然听到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官名而称行辈，是朋友圈子内的称呼。所以这声称呼，让我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立即整理好衣冠，疾趋而入。

却见总督不戴官帽，立于檐下，指着我笑骂：“你太无耻，这个样子来见我。”我下跪行礼，他则拉起我，说：“不要你磕狗头。”还叫他的随从帮我解除衣冠：“为勒三爷剥去狗皮，带到后院乘凉饮酒去。”

总督越骂，我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显然表明总督不将我当外人。因此在后院中把酒话旧时，我就有点飘然欲仙了。今日封侯拜相，也比不上那时快乐。

当时众官还未散去，见到我与总督这般亲密，都感到震惊。我饮到三更回来，知府、知县还在衙门中等我。我一回来，他们便拉着我的手，问总督有什么指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我，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我套近乎。而我勒三爷还是当初的勒三爷，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上面这则故事收录在清人葛虚存辑录的《清代名人轶事》中。勒保当时的官职是成都通判，相当于成都市副市长。在清代正式的权力结构中，通判是知府的佐官，正六品，协助知府理事或分掌粮运、督捕、水利等。

官场派系林立，明争暗斗，能够建立自己的“官”系网是一部分小人物追求的目标。建立自己的“官”系网后，处在网中，才能相互维护，做起事情来方便，所谓船大不怕浪高，纵然出差错，帮助维护的人也会很多。升官保官都缺少不了　“官”系网，而自己的师门和朋友正是自己的“官”系网中的重要人物。

●亲不亲故乡人

在古代官场上，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整个古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小人物升官的又一条重要的纽带。一旦有这样的同乡靠山，小人物从来都不会错失良机，而是牢牢缠住这棵大树。严嵩就是靠死死缠住自己的同乡，从一个闲职官走上了权力的高层。

幼时的严嵩出身寒门，但严嵩非常聪明，通声律会诗词。严嵩的父亲是一位醉心于功名，而又久试不果的读书人，他把自己未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苦心教养。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二十五岁时中了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严嵩被授翰林院编修官职。就在严嵩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进入官场的时候，一场大病，迫使严嵩告病回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

严嵩这一隐居就是十年。这么长时间的隐居并不是因为严嵩的病有多重，而是严嵩分析当时官场时局，知道自己机会还没来，也就是自己的大贵人还没出现。所以即使严嵩多么想在正当壮年时出山入官，还是忍耐了下来，而且这一时间当朝红人刘瑾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

没多久刘瑾触犯了皇上，自己及其党徒伏诛以后，严嵩马上于武宗正德十一年北上进京，还朝复官。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严嵩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供职，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重要的官职，但宦海中的恶风险浪磨炼了他。严嵩对权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同时，也学会了能说会道、卑躬屈膝、欺下媚上。严嵩时刻不忘向上爬，他四处钻营，相机而动，一心要找个靠山、寻个门路。

套拉拢（7）

继位后的明世宗是一个不关心政事、只醉心于求仙问道的昏庸皇帝，祈求长生不老，大建醮坛，热衷祷祀；至于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