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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幸运的一个家族。

第二个方面是家族获取功名的质量和数量。

南社登科进举造就的高度在整个大东莞都是首屈一指的，这自然和谢氏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塘尾有丰裕的经济条件，反倒在博取功名方面，成就很一般呢？

这和村落规模的形成和经济条件成熟的时机有很大的关系。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之“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章中阐述了一个家族博取功名的艰辛。几代人的惨淡经营，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逐步上升为地主，经济条件的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黄仁宇先生由此延伸也阐述了成功的个人对家庭、甚至家族道义责任的不容或缺。

这个论述阐明了受教育、乃至考取功名的内部经济条件，而在这之外，科举制度的继续发挥选拔贤才的功能存在，时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诸如此类的大环境、外在条件，也是获取功名、改变人生非常重要的条件。

由旗杆石的质量、数量，我们难道能断定塘尾李家不重视教育吗？难道能断定他们对科举失去了信心吗？

当然不是！

因此，基于重视教育的前提，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自身经济规模的成形，社会时局的稳定、动荡程度（状态），而且这两个条件也要综合考虑。

南社建村至今，历经八百年，由此上溯八百年，是中国历史的十三世纪，南宋末年，经历元、明、清几个朝代（二十世纪初叶几乎可以忽略，因为科举制度不存在了），而且从村落的建筑——刚才已经提到，年久失修、破败——可以断定南社在规模经济的成形时间比较早，至少在明朝已经是莞邑一大家族了，经历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稳定，重视教育的结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阶段，科举制度非常完善，无数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捷报频频传来，在整个家族历史造就了延绵不断的良性发展。这是很好理解的。

而塘尾李家就不那么幸运了。

塘尾号称建村六百年，这六百年，大概是从石排李祖的自耕农阶段算起的，那时，是中国历史的明朝初期。从屋舍的完好程度来看，这位李先人和他子孙的发达的时间是有点长了，结果，明朝一代这样一个大好的王朝“机遇”，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抽出多余的经济力量来支持私塾教育，白白浪费数百年。

我想，李家人肯定看到了南社谢氏的成就，他们是非常羡慕，也是非常希望快点实现的。于是他们不断扩张，又怕攫取的利益被外人抢夺，于是逐渐修筑围墙，这样在建村的理念，跟南社相比，无形中财富的再分配中，防御的预算占了过大的比重，这又比南社晚了至少几十年。而且在发展的轨道上，不少的子孙沿着经济强村的思想被教育的主流抛了出去，这肯定是无法避免，有些后代的房院只忙着耕种、购置田产，结果，虽然是富裕地主一个，但肚中墨水不多，即使有，浓度也很低。丛中可以看出李家人有急功近利的着急，初衷是好的，但路走得有点颠簸了。

从李家考取功名的时间来判断，塘尾的这个村落经济、成员规模达到富强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清朝初、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的时间基本与他们无缘，平三藩、收台湾这些大事件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再往前走，西方列强来犯了。可以说，清朝的强盛时期他们基本上也没有赶上。

世界在走向近代史，李家人的作为已经被历史压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和很短的时间里了。真的是“时不与我”啊！

现在的塘尾，城墙已经破散了，而里面的大部分屋宇还非常的耐用，两个时间的差别，是不是可以说明：李家的一些人慢慢放弃了向外的名的追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四 雁过留声：行到尽头是悲剧

现今的塘尾，大部分房屋都已经空置了，有的只是零星点缀的恋旧老人家和外来租户，大部分的族人已经搬迁到政府新建的居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