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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双边关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的“二十四字方针”指“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中国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在*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的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的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第二次世界*会议上推行其“*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大于主权”这一“*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破坏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对此事件有详细描述。　。。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10）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问题”脱钩，美国政府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渐失效。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基金会美国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官方背后支持的渗透机构，在最近二十年来取代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外国政府中的许多职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乌兹别克斯坦（2005）、白俄罗斯（2006）、缅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颜色革命”。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地区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的军事对抗，并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