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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从前所述，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像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白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１９７０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燥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的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继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１９７８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１００多张巨幅诗稿杀向北京；后在８０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　。　想看书来

五、从贵州到“今天”（5）

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成立编辑部，１２月２３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１９８０年停刊。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芒克）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今天》仿佛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书，其时我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地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