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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种道德语言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大一体性、消解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首创是兰波，在此他们进而力图消解兰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热以及后来狄兰·托马斯式的“个人情结”的烦热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言运动的一部分。５０年代的英国诗人拉金早就开始用简练、表意直接而无惊人妙语的娴熟技巧消解词义晦涩、歪曲句法、故弄玄虚而又浪漫狂热的狄兰·托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平易且朴素语气来书写日常性题材。拉金曾说过：“对我来说，整个古老世界、整个古典的圣经的神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今天再去搬用这类东西只能使诗充斥让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阻碍作者去发挥独创性。”《第四次交谈》，《伦敦期刊》，１９６４年第４卷、第８期。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6）

“按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后，他们想通过语言的“还原”来获得一种超越诗界的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更广大的话语体系——非非式的话语帝国。但他们所做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较量，他们或许最终将输给“传统力量”，即：人们从道德的优势上可以承认“今天”甚至“莽汉”，但很难承认非非，因非非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们的“还原”长征也是虚无主义的长征，虽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说：“非非诱人的近乎神话般的诗歌理想可以实现，为此我们对一切有关非非的误解和非议不想有太多的申辩。”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语言理想是否真能实现？非非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风格是一种冲动性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目标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决非进行选择和对文学进行反省的结果。风格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和固执的变化的结果，一个本能与世界交界处滋生的‘亚语言’部分。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风格位于艺术之外。”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属于那种无风格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超然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性愉悦，非非回到语言结构本身，而风格则在非非之外。

“*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例如工人阶级一词替换了‘人民’一词。”同上。蓝马的前文化（还原）理论已排斥了语言中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价值语言。

“在现代诗中，名词被引向一种零状态，同时，其中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一切规定性。在这里，字词具有一种一般形式，它是一个‘类’。诗的每一个字词因此就是一个无法预期的客体，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诗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同上。杨黎在他《十九个名词》或《十九个名词上与下》中实现了这种名词的“零”状态。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关的名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话语，这名词以“静”的“聚集段”摧毁了一切伦理的意义并彻底吸收掉了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必然导致一种规约性写作，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该内容认同的形式。”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通过他的“还原”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反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硬化症。

“这种中性的新写作是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同上。：非非就像最早在《局外人》中运用这种透明语言的法国作家加缪一样，完成了一种“不在”的中性写作风格，语言的社会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诗中被消除了并获得一种理想风格——“不在”即在、空即实，无个性即个性的最高实现。非非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