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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盛世，终于天宝年间。如果说韩愈正值唐代的壮年时刻，那么在朝政衰落已经开始之时，柳宗元便转向养民之论，不再推崇君权，而后来名气较小的林慎思则抛弃了韩柳两人的荀子之学，独自阐发孟子的政论。

林慎思碰上唐代政衰世乱，立言难免率直偏激。他认为，存养百姓、除烦去苛是为政的要务。安民才可以固本，而养民者必须顺人性，如果频频烦扰民众，即使用心良好也危害甚烈。所以，林慎思主张清静无为是“治国之要道”。――其意主要是矫正政令的烦苛，还没有像老庄那样放任。他主张存养百姓，而又反对姑息迁就，正所谓“峻刑与仁政之并行而不悖也”，“有道之君如水火然，无道之君如虎狼然”。

实际上，李家在唐代立国之后，将老子奉为远祖，所以老子之学也是备受尊崇的，老庄并立为国学，道士做官也不少见。当然，李氏王朝的佛学已经颇为兴盛，朝廷难免也有以道家抗衡佛学的意思，儒学反而受到了拖累，难再独享其尊，但也说明唐代思想杂陈，各大门派都是兼容并蓄的。――这也是其盛世繁华的一个表征。

宋儒两派论长短

儒学处世较为圆滑，而且难免有随波逐流之嫌。到了宋代，儒学已经撷取了佛家的心性之说和道家的象数之论，承接了韩愈的“道统”之后，就有了理学一派；然而两宋300余年间前盛后衰，国势积弱，屡被侵扰，儒家有志之士也有强烈的救亡图存念头，因而使儒学转向了经世济国之路，自成了功利一派。两派儒学仍然擎举着孔门大旗，而观点已然各异。后来也有学者将宋代儒学称之为“宋学”，并将两派儒学率性划分为君子系统与小人系统。当然，君子不敢说都是伪君子，而小人也并非都是真小人。

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几乎已有老态龙钟之势，然而老树新枝，也有杂学其他门派思想的倾向。法家得势之时，儒家学到了刑名之术，不过略加改装之后重归于礼义仁政；黄老风行之时，儒学也兼容了无为之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经数代，儒学又将其崇尚空谈的心性之说学到了手，于是在韩愈的道统之上就有了宋代二程朱陆的理学。――不过，理学派虽然充实了中国的哲学系统，而对于治国并无多大用途。

功利派多出于江西、浙江两地的儒家学者，尤其以王安石变法开创“维新”局面而著称于史。他们排斥理学派的原因，就在于理学派空谈心性于世无补。――实际上，先秦汉唐以来的儒生虽然还是注重礼义仁政、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但显然已经执守定见故步自封，而且门户成见太深，容不得采纳法家的进取之言。――自己并无富国强兵之策，又不能虚心向学，只能转向高谈阔论；而功利派则挣脱了习惯和门户陋习，一反孟子、汉儒之教，甚至与仁义相抗衡。――后世的学者评价说，这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巨变。与理学派阴奉佛老之学一样是儒家内部的革新运动。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4）

功利派的种种作为其实是与时势密切相关的。宋代立国之时，就时不时面临契丹入侵，前朝后晋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收复，而且辽国兵强马壮，澶州之战以后，只能年年朝贡，苟且偷安；此外西夏也日益坐大，不时入侵，同样也得奉送财物。北宋与南宋都是在外患频仍之中度过，兵弱财困，变法图强也是迫不得已。况且，汉代以后，儒学已经未能独享其尊，道教与佛教的排挤日甚一日，在此境遇之下，奢想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妄谈心性之学传道继统岂不是太迂腐了？

两宋时代，功利派的经世致用风气始于欧阳修，经李觏之后广布于众，凸起于王安石变法。

宋初儒者兼学佛老两种学说，致力于钻研心性之学，执著于象数之理，连温柔敦厚的欧阳修也对此不无讥弹，而李觏则大谈功利，企图矫正一般儒者的陈腐之见。自孔孟之道流布以来，耻于言利，除了道德教化就只有安贫乐道了，而李觏所谈的治国之论就在于要解决国家财政之困，既然儒者高谈治国，不言利又怎么可以做到开源节流呢？理学派即使在南渡危亡之时仍然高谈性理，要把正心诚意作为救国图存的手段。如此看来，理学派不是不识时务又是什么呢？

王安石（1021…1086）“儒而有为”，主张兴利以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