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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曾经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遭遇到了“打倒孔家店”的厄运，这也只是它被人为抬高之后的后果，虽然难免矫枉过正，对于独享了千年之尊的儒家思想有过不小的打击，但也只是还原其本来面目的一步。迄今，遭遇了跌宕起伏的儒学有没有真正走下神坛？有没有回归到其应有的一席之地？恐怕还很难说。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3）

治国：道德乏术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从儒、墨、法、道四家的治国立场来说，儒家是德治（孔孟），推崇的是以德服人；荀子学派虽然师承儒门，但讲的是礼治；管子学派自成体系，但几乎开启了法家之门，讲的是法治；墨家立足于平民，讲的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而老庄道家更在于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社会的繁苛之政，和上述几家都不同，讲的是“无为而治”，虽然老庄同样主张无为之治，但其中的区别也很显然。

先秦各家学派实际上都比较崇尚道德，只是显隐的程度不一，即使像韩非这样集法家学术之大成者，也并非就抛弃了道德，而是将道德排斥在政治范围之外，认为不应该将私人道德与治国理想混为一谈，排斥私德正是为了有利于公，无益于君国的德行名誉都不可取，所以废弃了儒家的德化民本之论。儒家宣扬家齐而后国治，韩非几乎颠而倒之，只认定国治而后家齐。虽然主张重刑，但也不完全等于酷刑，与商鞅有异。

从商鞅到韩非再到李斯，严刑峻法固然是法家一贯的传统，但只有商鞅与李斯跻身于政界，实现了法家王者之师的理想，韩非还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已，毫无从政经验。秦氏皇权暴政虐民，旋踵而亡，短命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后世的儒者以此责难韩非的法治理想，也不尽厚道。攘臂直呼，反对法治，岂不是过于草率？――秦始皇父子毕竟还是在法家思想的辅弼之下一统中国，儒家恐怕没有如此魄力，只能坐享其成而已。

正因为法家所立的郡县制与监察制，皇权专制王朝才能历经两千余年。所以，后世的学者评价，皇权专制架构是由法家奠立的，而儒家并无经世治国的能耐。实际上，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董仲舒已是儒法合流的代表人物，独尊儒术以及察举制度能够立足于君主专制王朝，实在有赖于其荐举之力；两宋再次推崇儒学以来，儒家内部的纷争不绝如缕，激进也好，保守也罢，仍然没有超脱皇权专制的现实束缚；甚至到了清末戊戌维新之时，康梁师徒二人极力鼓吹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先驱，奠定了万世不移的宪法，因而力推变法君主立宪，仍没有跳脱出孔学的怪圈。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风云激荡，不到十年，辛亥革命继之而起，满清王朝灰飞烟灭，标榜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终于问世。

道德治国恐怕连最基本的官僚制度都难以问世，尽管所谓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想动听至极，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许最难体现在客观的制度上，所以，皇粮国税缴纳依旧，而佑民之策往往都是天灾人祸时安抚民心的临时之举，而没有稳定一贯的制度设计。

德政：传统流弊

部落社会时应该有过原始民主议事的传统。推选或撤换首领、组织劳动、分配产品、调解纠纷、指挥战争等公共事务，均由部落成员共同决定，尧、舜禅让传说或许实有其事，甚至还有过“尧设诽谤之木……以表王者纳谏也”，民意在此时虽然未必能够左右部落首领的决策，但是“选贤与能”告诉我们，似乎唯有有德之人方能被公推为管理者，以孝悌闻名的舜就是如此被人推荐，为尧认可之后接任首领一职的。――《史记·五帝本纪》记录其事难免有人为的曲笔，或许也有可能是想当然，姑且信之。

上古文化传统最先孕育出了原始儒学。所谓儒者，其初也就是掌司礼仪之事或者记录官家轮替史实之人。周代封土建侯制度崩溃之后，官学裂变为私学，儒家之后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再次倡导不无民主精神的“民本”思想时，“民本”传统已经孤悬已久，但后世并未就此开拓出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传统，民本之术也不过成了君主专制用以愚弄民众的摆设。等到晚明，儒学内部因蛹化蝶，启蒙渐行之时又遭遇到了满清入关。外敌入侵、救亡图存终使专制王权日益式微。西学东渐之时，学者仍然扛起儒学大旗，借“民本”之论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儒家“民本”之论的老树嫁接上了民主的新枝，然而水土不服，几经波折。

孟子民本论可能拥有的民主精神沦丧了两千多年，儒学只是君主专制的仁义外套。后世儒门学者也反复阐发过“民本”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天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