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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自由。领主则坐享租金、徭役，生活富足，还可以自由地巡游各地。　。　想看书来

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5）

这一时期的贵族，基本上已经褪去了以前粗野残暴的武士形象，基督教教会的约束多少使乡村和城市更为有序，替代了过去尚武斗勇精神的是骑士制度，譬如马术和比武。习俗的变更也使得贵族讲究起仪式来。1100年以前，贵族的房屋都是木头结构的，往往容易因为烹调或取暖而遭火焚毁；1100年以后的城堡则通常是石头建造的，因为有烟窗和壁炉而显得更为精巧和气派。

庄园经济一般是自足的，很少与外界有交易。不过，农奴成为自由农之后会将自产的粮食或鸡蛋拿到集市出售，换回一些日常用品；而规模较大的商人则慢慢有了自己的骡马驮队进行长途贩运，贸易越做越大，城镇也逐渐繁荣起来，商人和手工业者会聚到了城镇，然后挺进到了城市。――这是所谓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实际上，经济上的活跃原本是城市成长的原因，而城市的规模则因此成倍成倍地扩张。――尽管商人们在中世纪的社会秩序中并没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没有古老的世系，也不熟习骑士的生活方式，只有组建行会保护自己的利益，时常被土地贵族轻视，而且教会也反对商人们平时放高利贷以获取不当之利的行径。

中世纪盛期的“城市革命”中，新城镇是经济勃兴的动力，意大利的城市政府领先于欧洲各国。据史料所称，那时候就已经尝试推出了税收、档案保管以及决策的公共参与等一系列新制度，政府管理技术层面领先于欧洲各国，而行政管理职能也逐渐走向成熟。而与之同一时期的两宋王朝，政府除了延续秦汉政制以来照常征收的赋税，并无公共事业服务，文官官僚制度仍然紧抱着儒学教条，纠缠于理学与功利两派相互持续的辩论之中，所谓“文恬武嬉”是也。

……

与中世纪之前欧洲的各个年代都不相同，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诸子的治国之论一直强调“轻税赋”的策略，也有或笼统或详尽的政见；墨家在民生方面也有类似的节俭国用的原则，为的是减少君主无用的消耗；管子虽有顺民心之论，而其本意不过是牧民而已；法家商韩诸子一贯推崇“重刑严罚”，奖农励战，目的不只是富民，而是为了尊君强国，争霸诸侯，雄起于中原。

显然，诸子各家的帝王之术或多或少都是维护君主的私人利益，文化人纯属仰人鼻息的帮闲阶层，对赋税的去处没有明说，而君主征收赋税取之于民之后还应该用之于民的策论几乎阙如。像公元前256年，战国时代秦国昭襄王的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排灌工程，以及水工郑国受韩非之托为秦王献计修建的郑国渠――耗时10年，为了拖住秦国的十万大军――也屈指可数。――这都只是为了稳定乡村社会的农田灌溉，而服务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设施几乎没有出现过。

秦汉之后表儒内法，即所谓“法家化的儒学”主导了两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帝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帝王之术至此已经零落无几，不再有复兴的奢望；明末清初之时顾炎武尚且认为周代封土建侯之前仍可算是圣人的“公天下”，而周代以降都不过是君主一人之“家天下”而已，所以孔子持有“天下为公”的复古梦想。近代康有为再次阐发“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小康之说，其君主立宪之论认为，一国之君应该众望所归，而且应该担负起公共保全、人民安乐的责任，所谓“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

然而，君主与皇帝不过是视国如家而已。既然是“家天下”，就没有多少公共服务的理念。只求子孙后代万世为皇，哪里还管天下百姓的死活。历代君主几乎被法家的尊君扩权理论宠坏了，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公共权力机构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民间征收过来的赋税只揣在自己的腰包里，供君主与官府调遣，即使大兴土木也只是皇宫陵寝之类的建筑――生死都给自己安排好了。除了有利于官方统治需要而传播信息的驿站与官道，就再也没有为民众提供过方便的公共服务。

孟子的民贵说被历代王朝束之高阁之后，官僚士大夫的亲民策论就再也没有起过有效的反拨，除了王安石变法。儒家的以德治国只有道德戒条与礼仪，根本就没有界定过君主之于人民的义务，只是力求如何“裕民生”而已；以君臣父子等安排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使社会安定有序；即使定有法律，那也只在万民之上君主之下。不像罗马法那样，即使君主也只能在法律之下，决不能使之凌驾其上，否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