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1911年，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要收回各省的路权，而铁路公司和筑路权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无疑侵犯到了广大民众的权益。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触发众怒；而政府手中没钱，要借外债，顿时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群众保路运动汹涌而起，一举点燃了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毕竟在海外生活多年，他设计的宪法，除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外，还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两种权力，可算是别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现代中国把所有权与行使权进行区分并付诸实践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他的五权宪法设计时就坚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原则。人民的“权”就是权力的所有权，亦即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种权力；政府的“能”是指“权能”，即权力的行使权，分别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权力，由五个机关独立行使。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民生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对象是全体国民，而方式只是管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强调“民心就是立国之本”，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纲领。可以说，孙中山的人本主义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包括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核心是“重民”，民众被视为政治的根本。然而，人本主义思想虽然包括民有、民享的成分，却缺失“民治”的成分；虽然也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践行民权的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下过一个论断：民国今后是否安全必须看民权是否发达。他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志。什么是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什么是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呢？“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孙中山认为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可惜的是，他的论断虽然明智，却也未能找出一个周全的政治方略，而是对国民进行民主训练――“训政”，为后来国民党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出乎预料的是，清政府的《大清新刑律》并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废弃，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汇聚了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政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大局妥协退让，临时政府权力很快便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随后就任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抨击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抛弃了法治，不顾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选择以暴力回击暴力，“二次革命”随之爆发。“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叛乱的口实，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解散，议员资格也被剥夺，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既然没有了国会和反对党制衡，也就失去了制度约束，干脆复辟帝制登上了梦寐已久的皇帝宝座。

可以说，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本身就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如此。要改变此种状况，固然需要开民智，更需要开官智。否则，高谈阔论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就永远只能是水中月或镜中花。

1924年，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的陆海军大元帅府就镇压过广州商团的所谓暴乱。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后，法治进程并未因此而改变，国民党在立法、司法等领域全面推行“党化”，社会生活各领域也随之“党化”，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然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不过，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另行制定法例，譬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国民应有的权利化为乌有；或者以军统、中统和国民党###及各级党委宣传部等机关，严格管制国民的言行，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