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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虽然经历过汉代初年的兴盛，但他的脑袋里还是有“农本商末”的想法的。他特别称道社会上那些凭借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所有的人都去经商，所以想着如何“固本”。他认为商品经济的过分发展，会导致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他觉得需要采取某些干预，使“农末俱利”。开明如司马迁这样的学者，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不过，“贤人所以富者”，还是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仍然开辟了《货殖列传》为商人们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智者有采焉”。

天下人并非都是追逐名利之徒，但世界上也没有与名利无关的人。追逐名利是极为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孔老夫子就是要将商人们贬低一下，所以要在人群中分出君子和小人的高低来，而且还要转过身去鄙视一下躬耕农桑；不过，即使治国好手――管子也将务农视为人民的根本，要“禁末作文巧”，“末作”就是经商，“文巧”是工匠之流，因为管子认为，“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杜绝了手工业与商人就等于杜绝了游民的来源，因为游民往往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坚力量。

人类向前的动力

15世纪中叶以前，地中海一直沟通着东西方的贸易。东方的丝绸、瓷器、珠宝和香料等商品经陆路运到西欧，价格昂贵，而欧洲唯一的通用货币――黄金因此大量外流。1453年，拜占庭帝国崩溃，奥斯曼帝国崛起，他们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除了对过往货物征收苛捐杂税以外，还放任海盗劫掠，使运抵欧洲的商品大减而价格暴涨。其时《马可波罗游记》已经在欧洲广为流传，西欧人误以为神秘的东方黄金遍野，他们急欲摆脱阿拉伯人的关卡，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东部的新航道。

中西社会从1500年左右开始拉开差距，最初当然还只是思想上的。文艺复兴为西方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点地理常识，探险家从此敢于冒险，航海求财。追求财富的动力促使他们改善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因为航海远行的风险极大，后来逐步就有了股份制公司以及银行汇兑、证券集资等金融手段。　。。

二、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2）

15世纪中叶，葡萄牙、西班牙开辟新航道以后，西欧各国先后建立了许多垄断的商业公司。1600年，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伦敦诞生，原本的幌子是做大买卖，后来慢慢演变成为掠夺各殖民地的工具。因为英国女王颁发了特许状，自己也占有股份，有王室的武力支持，东印度公司在世界各地疯狂地掠夺资源。有个玩笑说，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就开始发行白条（stock），而白条债券是没办法还的，于是聪明人想了个办法，建了交易市场（stock　market），宣扬东印度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现金流，让大家拿白条交易，股票遂由此而来。

学界多认为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1年按合股原则组建了远征队，开始其印度的贸易航行，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鼻祖；但也有学者认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1602年将其经营马来群岛的几家公司合并成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60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问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首次挂牌交易。股票顺理成章地成为市场上的宠儿，投机商人的疯狂炒作使有限的股票翻上几倍。资金的流通汹涌澎湃，荷兰人为此组建了银行，并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统一成融会贯通的金融帝国，财富也为之爆炸式地激增。

英、荷、法等国为了支持商业战争需要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因此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公债制度。银行以国家名义向国民发放公债，将巨款贷给政府，获取丰厚利息。由此，银行巨头、金融家、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日渐增多。――可见，追求财富是万世不易的社会推动力，而中国的历代专制君主之所以厉禁经商，恐惧的还是商人们恃财夸富，乱了自己的权威。

社会阶层的分蘖

司马迁虽然有所担心农业之本的稳定，但还是深谙社会分工的流程，“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建议政府放开手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过，汉武帝想的却是自己如何插上一脚，从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行业全面介入，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