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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你不仅是思想史家，也是一个非虚构作家和小说家。《哲学船事件》就是一本出色的非虚构作品。在中国，非虚构写作正变得越来越热。您能谈谈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学院派历史研究的区别吗？

莱斯利·张伯伦：我受过学术训练，然后做了九年记者，但一直想写小说，所以对我来说，以畅销书的方式表达我的兴趣似乎是件很个人化的事情。我试图把把学术的诚实和讲故事的快乐结合起来。

在我写类似“哲学船事件”这样的故事时，我在个性和原则之间不断倾斜。可以说，历史学家和非虚构作家的观点汇合了，这种汇合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考虑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不考虑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想法和行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史。如果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流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广泛的读者群，他们对表现时代、生活、地方和国家的小说不满意，反而从“真实的故事”和“事件”中找到阅读的快乐。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偏爱“事实”多于想象的时代，这有好处，但也有缺点。我个人希望能写更多的小说。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能够使在其他时段内会不断重获生命的人物活起来。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大国兴亡谁人定——读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

《看历史》特约撰稿┃王树增

近代中国的沧桑岁月，缠绕着太多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奋争和苦难，激情与梦想，更有近百年的家国离乱与民生沉浮。

然而放眼全球范围，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中，为何康熙皇帝仁政爱民却使大清停滞不前，彼得大帝凶暴治国反而让俄罗斯一飞冲天？为何慈禧太后殚精竭虑却“越帮越忙”，维多利亚女王甘居幕后大英帝国却高速发展？为何明治维新使日本一飞冲天，光绪主导的戊戌变法却如昙花一现？……翻开青年军旅作家王龙《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一书，一幅幅风云画卷荡气回肠，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浩叹深思。

这是国内首部通过中外人物对比解读大国兴衰命运的著作。作者试图立足中国，兼顾全球，把“天朝上国”放在近代世界的大棋局中审视分析。好的历史著作，对历史的解释不应是以观念为主体而是以事实为主体；好的历史学者，不应以激情的道德批判代替理性的制度探讨。这本书写到近代中西的帝王将相但无常见的官经匪气，写到才子佳人却无宫闱秘事。王龙笔下对比解读的每组人物，如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或英雄末路，或一飞冲天，或功败垂成，或光芒四射。他们个人际遇无不投映出国家民族的命运，折射出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选择的必然归宿。

作家搬来一面面“西洋人物镜”进行对照鉴别，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拍了一张X光片，反思华夏数千年传统中的制度灾难和文化痼疾，为中国历史寻找普适性的世界性座标。王龙写道：“举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从小细节处看大关节，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王龙在具体的历史时空情境里，将近代中外名人还原为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像，无论写到慈禧还是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见我们惯性思维中穷奢极欲的暴戾和“欧洲的祖母”式的慈祥。从中你会看到一个多才多艺的慈禧，也会看到一个贪婪恋权的维多利亚女王；而同为博学多才的一代明君，当康熙大帝在“红墙深锁的宫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沉醉西学的神奇”时，彼得大帝已远走天涯寻师问道，“他挥动野蛮的鞭子加速把俄罗斯赶向文明”。而对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成败得失，王龙则从他们在个人出身、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多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其事业兴衰的必然规律……正是这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清中西英豪的风云对决，大国浮沉的拍案惊奇。

该书所作的个性化历史结论未必不可探讨，这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全球化的进展，东西方的冲突和融合势必更加凸显，这种针对中西方比较的历史文化探讨也必将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因此看来，这本书的生命力将是长久的。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力长久的书，定是本好书。（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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