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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经营、从单一的农业转为农工商一起搞？让农民从农村的限制中走出来，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记者在：后来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凋敝了。

朱厚泽：乡镇企业不是凋敝了。乡镇企业有两种形态。一种以温州为代表，它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的雏形，不但没有凋敝，反而一直发展上去了。另外一种形态是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搞不下去就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集体财产被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占为己有，影响很坏。

记者：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块，也长期未予考虑。直到近几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才多了起来。你感觉呢？

朱厚泽：进入1990年代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没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下调整，这个选择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的财力是允许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们没有做。政府现在办了许多不该政府办的事，不要把钱投入到应由市场解决的领域。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被俘虏的人生（1）

《看历史》记者┃何书彬

在陈心怡的眼里，父亲的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她的镜头俘虏。尽管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而父亲的种种心结和“恐慌”却并未消失。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陈书言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嘣嘣”来一次点放，陈书言作势倒在地上，假装被射倒了，趁对方不注意，他再跳起来前进。

后援迟迟不至，坚持了三天后，陈书言弹尽粮绝了。见势不好，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之后他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编入“国军”后仍遭受长期监控。

他所经历的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在国民党的军史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一直被作为“古宁头大捷”大肆宣扬，然而对于陈书言来说，这却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梦靥。

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起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一直到了2008年，他用心掩藏的“私家机密”才被他的女儿用摄像机“强行”打开。

此时，陈书言已垂垂老矣。在台北县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古稀老人，但是他仍在担心，他曾经是“*”的身份一旦被人知晓，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甚至有可能让他遭受牢狱之灾。

在如今的台湾，有着像陈书言这样的“顾虑”的老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1949年国共金门之战的“*”战俘。

■　“你是共产党？”

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喜欢酗酒、发脾气。这让她从小就不喜欢过周末、春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在外地工厂工作的父亲就回到了家里，开始喝酒、打骂母亲。

这些常常发生的家庭暴力是陈心怡成长的阴影，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父女关系的恶化。这使得她会本能地不喜欢父亲的出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

2002年，陈心怡27岁。这一年，她陪父亲到大陆去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陈心怡意识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陈书言和外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俩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谈论“*”如何神勇，“国军”如何溃不成军。陈心怡的这个大陆表哥曾在部队服役17年，还看过很多军事著作，对解放军的战史了如指掌，这让陈书言非常高兴，越谈越来劲，全然忘了自己已经是72岁的老人，和外甥聊上一整个晚上的解放战争，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全然不似在台湾时阴郁沉默的样子。

白天人多的时候，陈书言一个人就能拿着酒瓶子讲上半天，一桌子人围着老人听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

陈心怡在一旁不断地听到“渡江”这个字眼，这让她感到很厌烦，同时好奇父亲为何这么关注“‘*’怎么神勇，怎么去打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