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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私下里，就把红缨枪的枪尖用刀子又削薄了一圈，尤其是多削了尖部。然后，他重又涂上了银色油漆。油漆是父亲剩下没有倒掉的。他想这尖枪尖一定能够派上用场，刺杀几个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他幼稚地以为，不久自己的国家可能就会和美帝国主义干起仗来。果然，没过多久，枪尖使用了，却不是对美帝国主义者，对的是他的同学。那个同学是自找，当着他的面宣扬说，红缨枪哪能抗击过人家美帝国主义的大炮和飞机啊！和卞金荣父亲之前的论调相似，上次，他就压抑了反击，这次，他是不能再压抑了。上次是父亲，父亲老糊涂了，还有情可原，轮到活力四射的青年人，他就无法忍受了。他听罢，举起红缨枪，就刺向了同学的大腿，同学的伤处立即涌出了鲜血，卞金荣得意地说：看这枪厉害不，看你还敢胡说！过后，老师没有处分他，并且说他虽然行为上过激，而内容上是可以肯定的；同时也批评了那个同学，说他消极的言语实际上暴露出了他胆小的内心，是个危险的信号。总的衡量，老师其实还是肯定了卞金荣的。这其实又是他光彩的一笔了。

卞金荣在学校的那两段经历，最后是被记在了档案里。综合这几件事，学校老师给他的评价是：敢于说，敢于行动，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敢主义精神。弄来弄去，本来是五个孩子中最“坏”的，却成了在学校受表彰最多的。光荣地高中毕业后，卞金荣和一些同学被分配到河西走廊插队。

戈壁边缘，景象单调，人心平寂；生活单一，趣味乏味。第一年是正常地过去了。第二年，生理已经成熟的男女同学按捺不住枯寂，纷纷“谈恋爱”来打发这单寂的日子。“谈恋爱”一时成为知青群体的流行物，人人不甘落后，像赶集一样紧赶着这股风潮，生怕晚了，集就散了。很快，很多人都锁定了目标，与“对象”单独约会是一件比什么都能够让人提起精神的事。劳动之余“恋爱者”们有了充实的内容，农村原野宽阔，他们一对一对地散向四面各个角落，角落里藏着唯有他们能够感受到的饱满精神。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搭上了这班车，毕竟男女份额不是一对一地对等，即使对等，又不是抢购，抢到东西是目的，认运气，抢到什么就是什么，甘心接受；人有感知，不喜欢、不上眼的，捏在一起，反倒是痛苦了。因此，男女知青都会有剩下的“光棍”，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人要的”，一种是“不要人的”；前者是被人挑剩下的，后者是挑了没合适的。

卞金荣说：我不想和他们一样（2）

知青中，男生人数是女生的一倍，男生剩的自然就比女生多得多。男的剩了，就不足为奇。卞金荣也在被剩下之行列。他的情况属于后者“不要人的”。他有点逆反心理，不愿意随大溜，喜欢特立独行，他有意避开这一窝蜂，根本就没参与进来，给同学的姿态是他没有一个看上的。他以自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了独特和骄傲而得意。女生虽是稀为贵，但是也还是剩下了三个，据说都是“没人要的”。那三人，一个是个大胖子，一个长得丑，另一个是外形没毛病，性格有问题，据说脾气又暴又烈，谁对她稍有不尊，她叉着腰，瞪圆眼，会把惹她的人，骂得狗血喷头；要是谁敢和她对骂，她骂冲动了，都敢上手打人，你打得过她，她就赖上你，天不怕，地不怕，一副不要命的架势，纠缠你到底，直到你做了让步；你不让步，她永远是决不会先做让步的。三个没人要的女生，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焦点，说起她们，知青们都会提起精神。她们，是可娱乐的。

有一天，吃罢晚饭，卞金荣和一帮男知青“光棍”们聚在一屋，一边玩牌，一边开心地议论起那三个没人要的女生来。说过胖子，说过丑女，就说到了不丑不胖的烈女。“烈女”叫全婵，女性味十足的名字。说到她的烈，就说这样的女子真是可怕啊。卞金荣不以为然地说，怕她的男生也不像个男的，是男的，怕她呢，他就不信。其实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真见识过全婵的厉害。其中一个姓于的知青突然想起什么，兴致勃勃地说：那咱们真操实练一把，检验一下她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卞金荣问：怎么试？

于知青翻了下眼，使坏的样子说：就是惹她，碰她。

卞金荣又问怎么个惹法、碰法？

于知青说：最厉害的招儿就是去睡她。想了想，摇头说：肯定没人敢做。

卞金荣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敢呢？

于知青“啪”地一只手拍在桌上，大声说：我请你喝酒、吃猪头肉！

“啪”地卞金荣伸手用力地拍在于知青的手上，说：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