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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账局多半停歇，市面顿形萧条”。从事账局的主要也是山西人。据统计，咸丰三年（1853　年）北京有　268　家账局，其中由山西人开设的有　210　家，占所有账局的　80％　以上，从业人员不下万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票号出现之前，晋商已经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晋商的商业与金融业是互动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金融业又促进了商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晋商越做越大，进入了全盛时期。

票号出现前的钱庄、账局中已经有了以后票号的业务，　所以，由钱庄、账局到票号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山西人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这一点上看，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然山西有“祖父的祖父”，出现现代银行的“祖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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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1）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有许多地方令人流连忘返。那至今壮观的古城墙，别具异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风格的店铺，明清的县衙门，城中的金井楼……都会使你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无论你的行程多么匆忙，千万别忘了去日升昌。这里是晋商票号的起点，中国票号博物馆也设在这里。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业，这里是必去之地。

日升昌座落在平遥城内西大街路北。它的门脸并不大，也没有今日银行的那种辉煌与霸气。甚至与遍及平遥城内的店铺相比，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却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如今，票号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门前，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会是这家日升昌？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结果呢？还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来是西裕成颜料铺，其东家姓李。山西历来有发达的丝绸与棉布业，相应地，也就有了为之服务的颜料业。在发达的平遥颜料业中，西裕成是龙头老大。如果没有雷履泰，西裕成也许仍然做它的颜料业，不会改为日升昌，并进入一个它从未涉足过的新行业。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种偶然，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由颜料业进入票号业当时也只是雷履泰的灵机一动。　这一切，的确有一些偶然性。

雷履泰当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喜好交际，乐于助人，为人慷慨而不拘小节。那年月，尽管也有钱庄发行过钱票，但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商人经商，资金调动全靠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运送银两的安全不仅靠镖师的武艺高强，还要靠镖局和镖师在黑白两道上广泛的人脉关系。本地结帮成伙的强盗不抢镖局的镖车，这是“盗亦有道”。

不过，某些本质上与盗匪相同的农民起义并不讲这些“道”。在他们看来，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替天行道就是有钱必抢。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就是横行于北方的义军。平遥许多在外经商的商人担心安全，就让李大全帮他们把银子送回家乡。西裕成在各地的分号和总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动，李大全就让这些商人朋友把银子就近留在分号，由他或分号掌柜们写个条子回平遥总号取银子。

在东家李大全看来，这是广交朋友、助人为乐，但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方法来调度资金，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买卖，通过汇兑银子来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在雷履泰、毛鸿和程大培的精心策划下，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股银为　30　万两，每股一万两，共　30　股，身股也为　30　股，同股同红。道光三年（1823　年），日升昌在喜庆的气氛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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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2）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某种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当大掌柜，如果李大全生性刻薄，不愿帮别人运银子，或者满足于当颜料业龙头老大，不听雷履泰的建议，那么，票号的历史就要改写。第一家票号也许是在平遥的其他商号，或者同样有经商传统而又富裕的祁县或太谷。当这些“如果”没有发生时，第一家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