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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