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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内地的蒙古军兵，军官照例由贵族子孙世袭。他们与汉人杂居日久，日益沉迷声色，饮酒讴歌，只知道剥削聚敛，再也不能挽弓骑射。兵士也多是老病幼弱，甚至雇人代役，不习器仗，更不懂战阵。江南地区经济最为发展，这些地区的蒙古军兵，也最为颓靡腐败。繁胜的都会扬州、镇江、建康，元初设置七个万户府，由宗王镇守。顺帝时有起义者36人聚集茅山道宫，出没作战。元朝调集三省兵上万人捕剿，竟被起义者打败。一万人打不赢36个人，天下人听说此事，再也不把蒙古军队放在眼里。河南、两淮之地，镇戍军兵不多，又不能作战，遇有人民反抗，州县要请命于大府，大府要请命于朝廷，然后才调兵去镇压，起义者早已远去。当年征服欧亚两大洲的蒙古骑兵，几十年的功夫就腐化废弛成这个样子，退化得也未免太快了。

顺帝时财政竭蹶，至正十年（1350）十月，吏部尚书楔哲笃建议更改钞法，铸造铜钱。顺帝和脱脱采纳此议，十一月间下诏行使新钱钞法，印造新的中统交钞，称为“至正交钞”。以中统交钞壹贯文充抵铜钱一千文，充抵至元宝钞二贯。元初的中统交钞，以丝为本，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此后的至元、至大钞也都以银为本。顺帝新印至正交钞，采楔哲笃的建议，以楮币为母，铜钱为子。这种颠倒本末的提议，目的在于放手印造交钞，以虚代实。朝臣吕思诚等提出驳议，说民间将“藏其实（铜钱）而弃其虚（钞币）”，顺帝、脱脱不理。至正十二年（1352），印造至正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至正十五年（1355），印造至正交钞多至六百万锭。交钞大量印行，无钞本抵换，造成物价增长10倍。京师用料钞十锭，不能换一斗粟。交钞散满人间，人民不愿使用，视如废纸。郡县贸易，甚至以物易物。钞法败坏，元朝的财政经济，也随之崩溃了。

同王莽亡在黄河一样，给元朝最后一击的也是黄河水患。至正二年（1342）以来，黄河在归德府睢阳县一带泛溢。河北大名路、河间路、广平路、彰德路，山西大同路、冀宁路等地区又大旱，发生严重的饥荒。大同灾荒，导致人吃人。连续几年，黄河到处决口。顺帝命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任都水监，负责修治黄河、淮河堤堰。脱脱复相，召集群臣议治河事，决定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黄河复归故道。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政府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庐州等戍卒2万人供役。让黄河水从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向南流到白茅堤，在黄固、哈只等河口泄洪，又从黄陵流到阳青村，复归黄河故道，长约140公里。从四月间开工，到十一月黄河恢复故道。但修治黄河发动的近20万民工，死伤众多，哀号遍野，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

元朝佛教盛行，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主要宗旨，由广平永年县人韩山童开创。韩山童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他的弟子颖州人刘福通英勇善战，是黄河灾区白莲会的首领。在修治黄河的要道黄陵冈时，刘福通命他的教徒预先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民夫开河道时，掘出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远近轰动了。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民工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东汉末年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使用的一种标帜。起义后，韩山童被元政府抓获杀害，刘福通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

与此同时（1351），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徐寿辉占领长江中游，建立天完帝国，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此外，张士诚在江苏，方国珍在东南沿海，郭子兴在安徽也都树起义旗，成为势力较大的农民武装，而其他的小股起义军有几十支。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为求自保，也纷纷建立武装，天下一时大乱。

至正十四年（1354），张士诚攻下高邮，断绝了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等于掐住了元政府的脖子。九月，丞相脱脱集合大军，亲攻高邮。脱脱受诏总制诸王诸省军，一切政令，便宜从事。又调来西域、西番各族军助战，号称百万，四面环攻，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