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1/4 页)

们宣称她们的身体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完全属于她们自己。但是她们却为这句狂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生命。

在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路易丝？普拉迪埃就被她的丈夫赶出了家门，“他们把她的孩子们抢走了，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了。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没有仆人，只能依靠所得的6000法郎为生”（福楼拜的信，1845年5月2日）。福楼拜还提到一个工人阶级少妇与鲁昂一个声名显赫的市民之间发生的一段*韵事，结果这个女人被她的丈夫杀死了，她的尸体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扔到了河里；而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男人只判了4年徒刑。当地还有一种报道说这个女人的尸体被肢解了，这正是一些男人强烈反对女性渴望自主权的阵发性例证。

暴力行为就是报复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中，这种方式在下层穷人中相当普遍。安妮玛丽？索恩为了找到女性的作用，查询了近50年来法院的档案，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个人报复行为都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路易？谢瓦利埃对19世纪前半叶发生在劳动阶层中的打架斗殴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男人在酒馆外面或者舞厅里打架，通常是因女人而引起的（据称意大利人对女人的诱惑力最大，所以经常挨揍）。年轻的流氓恶棍们经常在空旷的电影摄制场地或者巴黎郊外的荒地上砍砍杀杀。如果警察介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同伙列队与警察对抗。这样的打斗外人是无法调停的。

乡村中的家族间仇杀被掩饰得非常完美，在科西嘉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他们打斗的痕迹或者场景。然而从杀人者的统计数据和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却可以大致画出一个“报复区”。这一区域覆盖了几乎中央高原南部所有的地方，其中包括Velay；　the　Vivarais　和热沃当　。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族长式的家庭结构。他们还指出，家庭关系日益紧张与被剥夺了继承权而变成无产者的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矛盾的日趋紧张有时会遭致意想不到的灾祸，于是心头之火被点燃，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案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冲突方式（3）

然而，与此同时克拉维尔和拉梅森还注意到他们开始越来越愿意求助于警察，用法律的方式来取代他们那种个人的报复行为了。把委屈整理成材料慢慢地取代了采取暴力行为的粗暴方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上法庭，因为凭他们的直觉，法律诉讼运用的是一套全新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每一个人——原告与被告都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经常在法庭外解决争端，双方达成和平的谅解。然而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最后会选择按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进行诉讼或者判决。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并不介意出席法庭，甚至被判入狱都无所谓；他们可以装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姿态，这样公开的侮辱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忍受不了的。现在，这又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有时仅仅让对方丢脸就足以满足人们的那种报复心理。对法庭的这种利用方式表明公平下正义的概念越来越趋于一种个性化。这一观念使法庭，老百姓曾经趋之若鹜的法庭，慢慢地进入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普通老百姓一切行为事务的中心。

个人报复的权利曾经得到陪审团的一致认可，尤其在因女性通奸行为而引发的“激情犯罪”中，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权利已不再被犯罪学家们所接受。这些刑事专家把个人报复行为视为一种宗教上的原始主义或者野蛮的标志；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布伦蒂埃在1910年著述的《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的评论》中写道：“拒绝法律是回归原始，是向动物的倒退。”

向权威部门申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伊薇斯和尼科尔？卡斯坦研究了郎格多克人在现代初期是如何走进法院的。阿尔勒？法格和米歇尔？福考特已经弄清楚了法国家庭在遇到内部威胁的时候是如何使用密信和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9世纪，这些行为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人们开始求助于教养院（年轻人被他们的家庭送到这里接受教育），而根据1838年的法律，可以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监禁。

虽然被遣送至教养院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1869年颁布了1527条监禁令），1846年到1913年间大约只有74090名年轻人，但这些机构在塞纳地区（包括巴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颁布的监禁令占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