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流寇）与外患（辽东与北边的防御）！

欧洲整体经济的扩张，必须有相当配合的条件，方足以持续其增长。14世纪欧洲大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劳力不足，促使欧洲走向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中欧与西欧富裕后，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终于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列国体制。

中国却丧失了走向改弦更张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东南知识分子反省文化传统，寻求思想新方向的运动，则因为清政权的压制，不能继长增富。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中国始终是一个整体，不像欧洲分割为许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国也不能有局部独立发展的“隔舱”效应。明亡清兴及日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将全部一起拖垮。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