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徐金戈的修鞋摊儿就摆在煤市街路口笠原商社的斜对过儿，他正专心致志地给一双露了脚指头的布鞋缝皮包头，动作显得很熟练。因为工作需要，徐金戈学会了很多手艺，比如锔锅锔碗、剃头、磨剪子磨刀……每种手艺他都干得蛮像回事儿，修鞋的手艺是他拜一个修鞋匠为师，正儿八经地学了两个月才出的师。

一个光着脚的邮差坐在马扎上不耐烦地催促道：“我说修鞋的，你快点儿成不成？我这儿还有一大包信没送出去呢。”

徐金戈答应着：“对不住您嘞，马上就完，马上就完。”他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对面的笠原商社，那两扇大门仍然紧闭着。

那个等着穿鞋的邮差要是知道徐金戈的身份，准保会惊出一脑门子汗来，这个伪装成鞋匠的汉子，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工。

徐金戈出身武术世家，河北沧州人，他自幼习武，以内家拳为主，兼学轻功。在习武之余，徐金戈也在祖父开办的私塾学堂里读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启蒙，直到被灌了一肚子四书五经，而正式的洋学堂他却一天也没有读过。按祖训，徐家子弟年满十六岁便要独自上路，游历名山大川，再寻武术名家，拜师交友。民国二十二年，日军逼近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接连发生激战，全国上下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此时徐金戈正在青城山学艺，消息传来，他当下决定从军报国。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泡下长大的，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高喊的“科学”与“民主”都不大关心，倒是很崇尚忠君报国的传统文化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徐金戈赶到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在考场上，徐金戈展示了一手轻功及内家拳功夫，当时震惊了所有的考官，他顺利地成为中央军校的学员。若不是在军校学习期间惹了点儿麻烦，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带兵打仗的陆军军官，他的未来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民国二十四年，徐金戈在南京鼓楼大街的一个饭店里和两个着便衣的大汉发生争吵，那两个汉子没说几句话就率先动起手来，徐金戈被迫自卫，一出手就把那两条大汉打飞出去，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徐金戈被随后赶来的宪兵逮捕。

在南京军人看守所，一个军法处的上校告诉徐金戈，那两个被他打伤的汉子今后只能在轮椅上了此残生，徐金戈的行为可能换来十年徒刑，上校问徐金戈有什么想法。徐金戈说，与其判我徒刑，不如送我到战场上杀敌赎罪，这笔账你们应该能算过来。上校点点头说考虑一下。两天以后，一个身材微胖，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接见了他，两个人密谈了一个小时，最后那中年人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国难当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从今天起，你就跟我干吧，以前的事不会再追究了，军校那里我会打招呼，好好干吧，小伙子。”

徐金戈后来才知道，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处长，人称“戴老板”，而被他打成残废的两个大汉竟是戴老板的保镖。

徐金戈被安排到一个培训班去学习，地点是南京的三道高井，那里是一排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多是两层木板楼房，但排列得参差错落，给人以杂乱之感。长年的风吹雨打日晒，楼房板壁上斑斑驳驳地长着青苔，显得衰老而肮脏，和前面碎砖煤渣铺就的灰色街道倒很和谐。院门的左上方挂着一块崭新的木牌，上面写着“外国语言训练班”。其实它的真实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是戴笠培养特务骨干、党国栋梁的地方。

民国二十四年，蒋委员长下令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任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就是戴笠。徐金戈因祸得福，在戴老板的关照下，经过两年的特种训练，成了二处的上尉军官，他在“特警班”的同学都成了调查统计局的骨干。

徐金戈奉命监视笠原商社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这是家日本商店，专门经营日本纺织品及日用商品，其经营规模很大，除了零售还兼营批发业务，它的批发销售渠道可以覆盖中国大部省份。徐金戈对笠原商社的经营业务不感兴趣，他只对总经理佐藤英夫有着特殊的关注，在调查统计局二处的秘密档案中，有不少关于佐藤英夫的材料，徐金戈对他的履历熟悉得可以倒背如流。此人192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陆军大学，在日本驻朝鲜派遣军总部任作战参谋；任职三年后被调往台湾驻屯军任情报参谋；1925年又以陆军中佐的身份调往驻满洲的关东军司令部服役。此人在日本军界升迁很快，甚至快到不合常理的地步，陆军大学毕业时是中尉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