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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

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八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

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担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

徐金戈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

徐金戈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人尽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恭澍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戈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戈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戈，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戈，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

徐金戈对王克敏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徐金戈认为杀他十次都不多。

唯一使徐金戈感到踌躇的是杨秋萍，她并不是专业特工，在战前只是个普通女学生，北平沦陷后她加入了曾澈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只受过使用枪械的短期训练，别的专业知识几乎是零。前些日子，“黑马”指示徐金戈扮成“南山堂”药店老板，由曾澈负责解决徐金戈的“老婆”问题，曾澈选择了杨秋萍，并且把杨秋萍纳入军统北平区的编制。按照规定，杨秋萍是行动组的成员，归徐金戈领导，这次行动组要执行刺杀任务，杨秋萍理应参加，但徐金戈自从参加军统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为难，他实在不愿意杨秋萍参加这次行动，身为专业人员，他深知这次行动的凶险，一招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让杨秋萍这样的年轻姑娘参加刺杀行动是不是太残酷了？

徐金戈对陈恭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陈恭澍却冷冷地问道：“金戈兄，每日拥美人儿而眠，是不是英雄气短了？”

徐金戈有些难堪地回答：“这倒也不是，她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人，恐怕在行动中会拖后腿，这是我最担心的，能不能不让她参加？”

“恐怕不能，你知道，我们的人手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分内的事，男女都不例外，蒋委员长说过，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金戈兄，你是军统的老同志了，怎么能在关键时刻儿女情长呢？”

徐金戈觉得陈恭澍的话难以反驳，他一时语塞：“这……”

陈恭澍正色道：“金戈兄，恕我直言，你可有些变了，在我印象里，你是个忠于职守的冷血杀手，把男女之情看得很淡，这次是怎么啦，让那小娘们儿把魂儿勾走了？真拿她当老婆啦？”

徐金戈一把揪住陈恭澍的衣领，直视着他的眼睛，凶狠地说：“姓陈的，杨秋萍是我的老婆，你要是再用这种口气说她，我会把你脖子拧断，你记住了！”

陈恭澍面无表情：“好，我不再说了，但杨秋萍必须参加行动，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说了算。”

文三儿近来心情很舒畅，因为“同和”车行几乎变成了赌场。自打白连旗来了以后，孙二爷越来越上道儿了，他算是学会了玩，而且越玩瘾越大，几乎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按说老板要是不务正业，那就是伙计们狂欢的节日了，没人成天老盯着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