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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后将以粤督一席为酬。吴的主见则有三点：第一，持盈保泰的做法。他明知北人不服南中水土，离乡愈远则思归更切，苦征不已则军心涣散，不但驱湘军作困兽之斗，尤虑粤桂痛感切肤，西南联为一体，那么北军不败则已，一败将颓然不可复振，所以他主张军事上“适可而止”。第二，他看到段阁受群小包围，北洋诸将骄奢淫逸，他视第三师为北洋正统，隐然以移风易俗及复兴北洋系为其职责。第三，他看到外交问题之严重，不愿续有同室操戈之举。他在衡州赋诗饮酒之余，偶然谈及时政，以官吏不卖国、武人不争地盘及召集国民大会为解决国是的三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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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救运动

七年（1918）段召集安福国会，九月四日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自居太上政府之地位。他假名参战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编练参战军，他在北洋三杰中原有刚正不阿之美誉，其令名自是而衰。其时冯国璋以长江诸督为其羽翼，北洋派分裂为直皖两系，段欲练新军造成其“迪克推多”（dictator，独裁者）的地位，故去冯而以徐为傀儡，哪知徐亦不甘以傀儡自居，暗中恶段而亲直系。七年（1918）八月二十一日，前敌师长吴佩孚发表“息争御侮”的电报，西南闻风响应，徐借此机会于七年十一月下令停战，与军政府合组南北和会于上海，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等于八年（1919）二月二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乃以陕西问题（陕督陈树藩不听约束，仍与靖国军作战）及参战借款问题（南方主张停止假口对外而系用以对内的参战借款），和会仅开六次，至五月十四日南代表提出（一）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之决议案，（二）不承认中日一切密约，（三）惩办签订密约者，（四）不承认民国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的解散国会令，（五）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至国会正式选举总统之日止等等条件；北代表不允接受，于是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而和会竟告流产。

这当中穿插有民国历史上惊心夺目之一事：一方外交失败，一方则内争不息。当局迄无悔祸之诚意，对外委曲求全，而对内残民以逞，激起了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大风潮。这风潮马上蔓延全国成为“国民自救运动”，而北廷斥之为“学阀操纵，学匪干政，不啻另一义和团之出现”。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该电直接打给徐），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其电中有云：“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NE321�日，壮志全消。……”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指巴黎和会对胶州之决议案）、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他是山东人），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

徐在段的高压下进退失据，不得已于八年（1919）六月十三日向国会宣布辞职，并解除其心腹钱能训的国务总理一职，以财长龚心湛代理阁务。当然，徐无求去之决心，但段早亦不满于此老之“忘恩反噬”（徐主持南北和议非段所喜），遂以王揖唐继朱启钤之后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一面改参战督办之名为边防督办。十二月二十九日冯国璋病逝津门，段以为他从此成了北洋系唯一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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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战（1）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时代的浪花，侵蚀了军阀政治的堤岸。当时鲁案未解决，《中日军事协定》未废止，段政府擅借日款成立边防军，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边防军内有日本军官教导团，同时安福系欲包办南北和议，以该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这些事凑合起来使向来安天乐命顺“帝”之则的中国人不能再容忍下去，从绝望眼光中发出一片怒吼：以###为急先锋，继之以各界请愿团在新华门死守不去，这风气由北京波及津沪，推而至于全国，各省推派总代表联合北上请愿，纷纷组织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团体进行抵货、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北政府忙于逮捕请愿代表，禁载请愿新闻，造成了空前的不宁局势。

段以“督军团”为工具向黎冯采取攻势，军人干政由是开其端：当时报纸满载军人干政电，伐异党同，徒逞私臆，而置国家利害于不顾。吴处此氛围下虽屡有建议，却完全站在国家立场，戛然不同流俗，所以事实上他是革命者，仅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