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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理想主义，太乖了。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忽视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然后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强迫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住的第一个家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和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五章　鞋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