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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栏上。他在文章引语中，明确提出：“我们研究新俄国的建设的人，主要须注意的，就是俄国土地问题，因为：第一，俄国是个农业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要研究劳农制度的基础稳固与否，及它的前途怎样，须先研究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怎样；第二，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将来于社会革命后，主要遇着的难问题，也有就是土地问题。所以现在把它研究一下，也可以作我们将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镜。”

介绍“社会主义”（6）

他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所有制的形式、农业的社会化、国有土地的经营、集体化的生产、农业的改良、农业社会化的手段等方面的情况。

1921年2月10日，周佛海撰写了《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1921年5月1日出版）。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有高度的发展，但物质却反而匮乏，物价昂贵，生活困难，失业者增多。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由于近代文明，由于机器生产本身而造成的罪恶呢？“不然不然，机器生产他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化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他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1921年6月，周佛海撰写了《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他以*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旧制度不会自己崩溃，新制度不会自然产生，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一发达到绝顶，他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溃，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主义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他或憎恶他，他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

他说：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既有反对者，也有维护者。但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地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地主张就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刚刚传入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最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阶级对立的结果，必然爆发革命。“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会自然发生，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他举例说：“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指*主义——笔者）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有不少同盟*，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几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

周佛海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出版）上，发表了：《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狄克推多与农民》、《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三篇《随感录》，指出社会主义是经革命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革命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大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