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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失败”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169

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飞往香港。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并谈“中日外交趋势”。24日，又一次商谈。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172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专员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前往东京的。据周隆庠的回忆，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与我从香港乘坐日本轮船到东京去时，先是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坐出租汽车，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再换乘领事馆的汽车，由领事馆派人护送我们登上轮船，并秘密指示轮船负责人妥善照料我们，作了保守机密的特殊布置。伊藤芳男则等候在长崎港外，秘密接我们上岸，乘汽车取道云仙，转乘火车，由伊藤一路护送我们到了东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义显等人的提议，也是周佛海的怂恿，并得到汪精卫的支持。

由于徐州会战的进行，西义显的“和平”提议，未能得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支持和响应，但他并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后，极力鼓动高宗武去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他对高宗武说：“如果您能决心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日本当局建议的话……与影佐直接取得联系，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实无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内部确立实现和平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你也应去日本，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欢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175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