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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出逃（4）

1939年7月，周佛海在他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他出逃的决心，是经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考虑，有时甚至彻夜不能睡眠，然后才行决定的。他说：

国家的利害问题，我早已决定，因为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国，所以这一点，不必重新考虑。个人的利害，更不成问题。既要打破环境，以开风气之先，当然要牺牲个人的地位和名誉，所以这一点，也没有费多大的考虑。最使我迟疑不决的，乃是情谊两个字。第一，十几年来，承蒋先生提携裁成，才得以有今日。过去蒋先生决没有对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脱离重庆，在我的居心，固然没有丝毫反对他的意思，但是因为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万分难受的。第二，在党部、政府和军队之中，我的很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单音信难通，而且后会无期，这也是足以使我留恋的一大原因。这一个月的光阴，使我经历有生以来未曾经过的痛苦，饱尝人世间少有的烦闷。但是经过了极端的烦闷和痛苦，我仍决定牺牲私情和友谊，脱离环境，以努力主张的实现和贯彻。205

周佛海作为投机主义分子，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在历史上由共产党人转变为国民党，由信仰*主义而转变为反对*主义。如果说，他在中国历史的转变关头，由于追随蒋介石*，而得以飞黄腾达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关头，周佛海企图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卖国贼，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野心的话，那他只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历史已经为周佛海作了结论。因此，他此次飞离重庆，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其“政治生命断绝之时”。

周佛海到昆明后，又是游览名胜，又是接见记者，详予指示，好不得意。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到达昆明的第二天，而汪精卫等人仍在重庆尚未行动之时，却意外地接到重庆当局的电报，告知蒋将于明日（7日）可到重庆，令其速回重庆。得此电报，周佛海焦急至极。他说：蒋如明日回重庆，“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他认为这是命运，无可奈何地表示：“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唯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206

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告诉周佛海：“陈布雷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时任侨务委员会委员。他本应随汪同时来昆明，但由于蒋介石突回重庆，汪不便离渝，乃派陈春圃将行李及两个子女先行送往昆明，然后让他俩转赴河内，他则留在昆明，负责与汪联络事宜。

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打乱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计划，由于汪不按期逃离重庆，周佛海立即写信给云南省主席龙云，报告暂缓行期。同时，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发表。

近卫本定12月11日赴大阪发表讲演，宣布调整中日根本关系之新方针。这一演说，不仅将向日本全国广播，而且还要接送至中国、“满洲国”各电台。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就不能如期发表，所以，周佛海便立即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

近卫大阪之行在此之前业已公布。日本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的消息后，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阪之行。周佛海在12日的日记中写有：“阅报，悉近卫本定昨赴大阪，今日讲演调整中日关系根本新方针，因肠病中止。其所讲演内容如何？何以忽中止，恐中、日两国知之者，共不及20人也。”207由这段记述中可知，汪精卫等人的叛国投敌行动，是何等的秘密。

仓皇出逃（5）

周佛海从汪精卫被迫滞留重庆起，直至汪冒险于18日抵达昆明时止，一直如坐针毡，举棋不定，坐立不安，内心矛盾十分复杂。他在12月8日的日记中记有：“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21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在十天内离渝。”208

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此次返回重庆，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