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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按照由低至高的顺序来看位次时，物品就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定形；它们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特征形状，即预先决定它们只作一种用途而不作其他用途的那些明确的特征。当我们沿着物品的位次顺序走得越来越高，就会发现物品越来越失去它们的专门性，即它们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效能；而且它们潜在的用途越广泛，它们的意义就越普遍。我们不断遇到各种货物，它们越来越不容易被清楚地辨别，单个种类相应地变得包含越来越广，就像当我们沿着逻辑概念系统自下往上走时，我们将不断遇到这样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数目逐渐减少，内容也逐渐变得空洞，但是它们所包含的范畴将不断扩大。货物的家系图也变得越来越单薄。这仅仅说明，如果我们选择的立场离消费品越远，处于第一位的货物的数量就越来越多，它们都是由较高位次的相同货物形成的。当任何一种货物全部或者部分地是相同生产资料的组合时，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在生产上是相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货物的生产关系随着它们所处位次的提高而增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8）

这样，如果我们沿着货物的层级向上走，最后我们就会走到生产的最终要素，他们将符合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终极要素就是劳动、自然禀赋或“土地”，是劳动提供了服务，土地提供了服务。所有其他货物至少“包含着”两种要素中的一个，多数情况下包含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货物分解为“劳动和土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所有货物看成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品具有直接供消费的特征，它们属于特殊的一类。但是，其余的产品，即“作为生产资料而生产出的产品”，一方面仅是那两个原始生产货物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潜在的”消费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潜在消费品的组成部分。至此我们没有为要在它们之中发现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找到理由，而且以后我们也会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理由。我们“把它们分解为劳动和土地”。我们也可以分解消费品，并且相应地，我们可以把原始生产要素看做是潜在的消费品。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只适合于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因为它们不是独立地存在。

现在的问题上升为：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两者中是一个比另一个重要，还是它们的作用根本不同？我们不能从哲学的、物理学的，或者任何其他通常的观点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从经济的观点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经济系统的目的如何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然而，在经济学说领域应该被认为是有效的回答，却不能是普遍有效的，而只能说按照理论体系的某个特殊的构造来说是有效的。这样，例如重农主义者回答第一个问题将是肯定的，他们确实更看重土地——这样回答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他们这样回答只不过是要表明劳动不能创造出新的物质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任何反对它的余地了。这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有多大用处。比如，我们赞同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进一步论证持有反对意见。亚当？斯密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正面回答，但是他认为劳动比土地更重要。这本身也没有错；甚至将这一概念当做一个出发点也是恰当的。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的利用并不需要我们在非实用上作出牺牲，同时，如果我们想从土地上获得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概念。

诚然，亚当？斯密清楚地把自然界所提供的生产力量看做是自由货物，而实际上，在经济体系里土地并没有被看做是自由的，对于这一事实，亚当？斯密把其归因于地主们对土地的占有。显然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只有劳动才是经济核算的因素。现在这种想法肯定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出发点本身并不因此就站不住脚。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劳动要素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李嘉图。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借助于他们的地租理论，他们排除了土地及其价值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地租理论能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对这个概念满意。甚至像Rae这样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对这个概念满意，恰恰是因为他接受了地租理论。最后，有第三类作家否定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这些人的一边的。对我们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在生产过程中，两种原始生产要素是平等的，都是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