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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为利息，就要责备我，但让我特别申明一下，在后面我将充分地阐述这一点。

利润的大小，不像循环流转中收入的度量那样可以明确地确定。特别地，不能说像循环流转中成本各要素那样，利润的度量恰好可以确切地引发“必需的企业家活动量”。这一数量，在理论上是可以确定的，但它不存在。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获得的利润总量，以及个别企业家实现的利润，可能远大于必然引发的实际起作用的企业家活动量。的确，这个总量常常被高估。诚然，必须记住，甚至是明显的不相称的个人成就也有它的作用，因为获得这种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强大的激励作用，它比按理应用利润量乘以概率系数的积所表示的那个激励作用还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成就的企业家而言，这种前景似乎也属于一种有吸引力的“报酬”。尽管如此，有几点是很清楚的，即在许多场合，较小的利润量，尤其是较小的利润总量，将产生相同的结果。

同样，企业家活动质量与个人成就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比起例如在专业性劳动市场的情况要微弱得多。这一点不仅对于税收理论是重要的——即使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实际中仅限于考虑“资本积累”，从增长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供给这个意义来说——而且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企业家能那么相对容易地被剥夺其利润，以及为什么“领薪水的”企业家，例如经常起企业家作用的工厂经理，通常能够满足于远低于利润总量的报酬。生活越是合理化，平均化，*化，个人与某些具体的人（尤其是在家庭范围），以及与具体的事物（比如一个具体的工厂或者一幢祖传的宅院）之间的关系就越是短暂，我们在第三章列举的许多动机就会越加丧失其重要性，而企业家也越来越丢失其对利润把握的权利。这一过程与发展的日益“自动化”是并行的，而它也有削弱企业家职能重要性的趋势。

今天，就像过去对这个社会过程的开端还不了解的时代一样，企业家的职能不仅是经济系统不断重组的工具，而且也是推动包括社会上层阶级在内的各要素不断变化的工具。成功的企业家，连同他的家人，其社会地位上升，他从他的成功的果实中获得不直接依赖于个人行为的某种地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社会阶层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的进程是靠竞争性地摧毁旧企业，从而一切都在旧企业的基础上存在，所以，总是相应地有一个衰落、丧失社会地位、消亡的过程。这种命运也威胁着那些权利正在衰落的企业家，或者威胁着那些已经继承企业家的财富却不具备他的能力的后代。这不仅是因为竞争机制不容许有持续的剩余价值，从而所有的个人利润都会枯竭，甚至正是通过这个追求利润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竞争机制的推动力）消灭它；而且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事情总是按照将企业家的成功体现在他对企业的所有权上来发生；这个企业通常由他的继承人继续管理，很快也就成为因袭行业，直到被新的企业家代替。

美国有一句谚语：三代之内，兴而复衰，的确如此。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而衰落得更快的情况多得足以抵补那些例外的情况还有余。因为总是有企业家、企业家的亲戚、企业家的继承者，而公众舆论以及关于社会斗争的措辞很容易忽视这些事实。这样，那些逃离社会斗争的继承者们构成了一个“富人”阶级。事实上，社会上层就像是旅馆，里面的确住满了人，但是里面的这些人永远在变化着。他们当中包括来自下层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很多，多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接受的程度。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真实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