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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够呛了。

我们这个生产队和其它队一样，没有丝毫的机械设施，全大队只有李庄生产队有一台笨重的需要八个男子汉才能抬得动的柴油机，用来带水泵抽水灌溉。据说，秧田抗旱时，为了它，队与队之间不知打了多少群架。最后只好由大队收管。月圆有次与我闲聊：在上学时，书本上经常读到农村现在基本上实现机械化种田了，什么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等等，应有尽有，但对农村现实来呢，一看便知：说的都是空话。。。。。。。

我们这个生产队共十八户人家，没有一台钟，更谈不上手表了，太阳、月亮、星星就是人们的记时器。所以，收工、上工、起早、带晚就对天张望。全队没有一辆自行车，偶尔有人在乡间小路上推着自行车，大人小孩总是目送得老远老远，户户

都是寅吃卯粮，一箪食，一瓢饮，稀粥熬汤馊粥剩饭度三餐，干饭等来客。据王大妈说，最发财户拿不出二百元。对此，王志强说过这么一句：世界上一切东西都随周围的环境，有比较才有鉴别，家家穷，户户薄也就罢了。我们周围没有一个缝纫店，就是有恐怕也没有那份闲钱。衣服都是自己偷闲用千针万线缝制面成。只有极少部分青年人到集上缝纫店做一两件出客用。有的人家孩子多，衣服就像传家宝似的往下传，正如乡下俗语：“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给老三，钉钉挂挂留老四”。

在那一段时间里，生产队尽管很忙，政治工作却毫不放松，早请示，中对照，晚汇报，红宝书随身带，上工在哪里红旗飘到哪里。每当最新指示传下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是雷厉风行，积极宣传贯彻落实。不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包括其子女被拒之门外。月圆还不错，都能和我们一样享有这种政治权利。

队里“十边”很多，都荒着；刚下去不到两个礼拜，队长就分给我们二分自留田，正好靠塘边，塘埂很宽很高，我们顺便翻丁塘埂和埂下的斜坡，这样能扩大种菜面积，结果第二天被大队分片干部（治安主任）汤仁和看见了，说我们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最后队长出面打了招呼才算了结。王大妈知道此事后对我说：“是你们，要是其他人就得挨批斗呢”。

在劳动中，绝大部分社员吃苦耐劳，不投机取巧，因为消极怠工就评不上十分工，干活也有技巧，不像我们“畚箕口朝前，不会种田”，人人都是出大力流大汗。但“土牛木马’’的“设施”把人累得喊冤叫苦，稻子割下来全是用手在石滚上掼，耕牛不够用，人挖田。送公粮有七、八里路程全是人挑去。

在那艰苦劳动和贫穷的生活中，我们也有一定的“收获”：从不习惯乡下的一切到基本都适应了；从扁担不能靠肩到能歪歪倒倒地

挑个百拾斤了。社员们有句俗语：压力压力多压就有力；从不认识生产队一个到基本上都面熟知名了。但是我们腰似乎弯了一些，肩膀的皮也换过几次，手心里不知不觉地堆起老茧。对于这些我是有些怨天怨地怨命运。而月圆却说：什么都不要抱怨，假设我们“投胎”就在乡下那又怎么说呢，难道我们城里人是人，乡下人是牛吗？

劳动不但能够锻炼人的体质与意志，而且还能提高人的食量。记得以前在家一顿只吃一小碗饭，可是现在吃一斤米都不算多。不过顿顿都吃八成，因为生产队分我们粮食虽比社员多一些，但无计划还是不够吃。月圆常说：粮食就是“计划”，计划就该有计划的吃。每顿几乎和社员一样筷头当“菜”。总之，我们的生活总比其它农户好些。我发现农户生活太困难，一天三顿都是稀饭，油、莱更谈不上。

在那漫长的两个月里，社员们说我们皮肤被风吹黑了，人变瘦了。这些，我们自己不觉得。城里父母多次来信问长问短，我们都回信：“很好”。这样家里人才不会牵肠挂肚。

在那艰苦的两个月里，月圆在劳动中埋头苦干，不多言多语。回到家也是板着小脸少言寡语。这一点是人之常情不奇怪的。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她也没有到其他地方玩过，除上工外，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连东隔壁王大妈家也很少去。她一有空就看书，有时还托着腮巴沉思……。我一开始以为和“高干”千金呆在一起是不好处的，件件事都会落在我肩上。但她很勤劳、朴实、温顺。

在那两个月里，我与月圆就不同了，好像妈妈刚生下我时，没把我“手脚捆紧”，好玩好说好闹，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全队十八户人家我都跑遍了。队里的人都很客气，我饿了，走到哪家吃到哪家，不受任何拘束。好像每家都是我们三个人的家，队里的大人小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