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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