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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定义为根据相对购买力调整后，每天靠低于1美元的收入过活——的人口比例轻微下降，从30％到23％。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有1�5亿多人已经脱离了贫困。

但54个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收入有所下降。这其中有20个国家在次撒哈拉非洲，有17个国家过去在东欧和独联体（CIS）。在东欧，失业率急剧上升，经济快速衰退。在非洲，由艾滋病流行引起的预期寿命减少已对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内陆的小国受到的冲击最大。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次撒哈拉非洲直到将近2150年才能将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减半。是的，有些国家越来越富裕了，但许多国家越来越穷了。

贫困像是生活在监狱，生活在束缚中，等待自由。

全世界的人口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富裕的企业家和城市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奇怪的不均衡现象，但全世界人口财富的分配甚至比这个更不均衡。1960年，最富的20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穷的20个国家的18倍。1995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37倍。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的收入相当于最穷国57％的收入。

甚至在贫困水平正在下降的国家，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在墨西哥，南方最穷的州离美国的国界很远，所以贸易和工作的机会很少；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穷的10％的人的收入的35倍。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导致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更小了，因为在社会中前进太难了，这会导致罪案增加、社会动荡不安和腐败轮流威胁经济的稳定。

如果我们达不到减少贫困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工业化国家就让人失望了。我们不仅会辜负我们承诺帮助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辜负我们自己。听着我们的领导人鼓吹全球化和全世界自由贸易的好处，我们曾相信我们正在做着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用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

首先，我们得考虑将减少贫困现象作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当政府注意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首先削减的领域中常常有海外发展援助——但不应该这样。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池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负责人萨基寇？福库达帕所写，“问题不在于富国能做更多的事，还是不得不在比如国防和减少世界贫困现象中做出选择。既然只需要拿出不到国民收入的1％；问题仅在于他们是否把消除世界极端贫困现象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应该把发展援助，而不是把美国和欧洲支付农业补贴这个既浪费又不公平的制度，放在更高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每年花费大约3；000亿美元支持他们的农业部门——比他们花在发展援助上的资金的5倍还多。这笔慷慨的资助鼓励农民生产出多余的农作物，然后这些剩余农作物就被倾销到发展中国家。

如果富国决定结束农业补贴并取消对从发展中世界进口物品的关税壁垒，结果会是戏剧性的。发展中国家收到的每一美元援助，因为不平等的贸易壁垒他们都会失去两美元。市场自由化两条路都得走，这样发展中国家开放不只会面临严格的富裕世界贸易规则。

但仅仅取消贸易壁垒不能解决问题。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极重债务负担，是任何减少贫困策略中至关紧要的部分：一旦他们从倾其所有财力偿还巨额贷款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政府就能将更多的钱用在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健康和教育上。七国领导人曾承诺取消42个穷国欠的价值1；000亿美元的债务，这42个穷国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为“严重负债的穷国”（HIPC）；截止到2003年9月，21个国家本应该完成HIPC行动，他们的有些债务本应该得到宽免。事实上，只有8个国家达到了这一步。援助机构批评了进步的速度缓慢，也批评了他们所察觉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不愿带头宽免债务的事情。

很清楚，为了建设重要的发展基础设施，像学校、医院、自来水和卫生系统，会需要大笔捐献的资金投入。但资金应该以补助金的形式，而不是贷款，因为许多这样的国家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还要承担更多的债务。这种